品读历史：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docVIP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公元1898年9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初四）上午，从颐和园到西苑（今中南海）的大道上走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皇家队伍，慈禧老佛爷御驾回宫了。正值皇上锐意变法的当口，轻易不回宫的老太后却撵在昨天才从颐和园回宫的青年皇帝后面赶回宫来，这不免触动了诸多关注时局的人们的敏感神经。　　慈禧太后回宫之初倒还没有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只是宣布光绪皇帝新任命的4名维新派军机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先交给她看。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此后，一切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以加速度的方式爆发了。9月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9月24日，宣布将谭嗣同等一干变法派官员革职治罪。9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荣禄，第二天一早，未经审判就下令处决了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的一批变法派官员。10月8日，光绪帝被软禁在西苑瀛台，并在此渡过了他的残生。同时，慈禧太后也下旨取消了几乎所有新法，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由洋务、维新急剧转为闭关排外。　　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传统上常常将其简单归结为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新旧之争，而是在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之争，以及荣禄等当权重臣与康有为等新晋小臣之争。只不过帝党和小臣们恰好借维新的机会试图夺取权力，而失去理智的后党和重臣们也就连洗脚水（帝党和小臣）带孩子（新政）一块倒出去了。　　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双方都以国家大局为重，本来是有可能找到利益契合点的。维新党人之一的王照曾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然而，光绪和康有为们却见不及此。拿光绪来说，9月?13日，光绪提出了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要甩开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机构，另设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决策机构。这既是光绪对掌控原有政权体系的慈禧的挑战，也是康有为等小臣对当权重臣们的挑战。　　康有为等人则是要全武行干上了。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曾经问康有为新政难以推行怎么办？康有为竟然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康有为此话一出，立刻把新党推到了要和重臣们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去。难怪荣禄此后见人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康有为等人不仅与重臣们站在对立面上，而且也使劲把慈禧往对立面推。戊戌变法中，光绪曾经下诏废八股，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光绪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本来是与守旧派不同的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但在康有为看来却成了“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9月15日，光绪因为开懋勤殿的建议被慈禧否决而心中不快，因此下密诏给杨锐，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慈禧）意”。此时，康有为等人竟要诛杀荣禄、“围园劫后”了，从而发生了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兵变之事。也就是说，在慈禧还没有采取什么实质行动，光绪也还在想着如何与慈禧达成妥协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开始要刺刀见红了。康有为等人的举动断绝了后党、重臣和帝党、小臣们之间任何调和矛盾的可能。9月21日，可能听到康有为等人正在密谋于己不利的消息之后，慈禧才宣布重新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而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慈禧也还没有停止新政，完全倒行逆施。只是到了9月24日，当袁世凯将新党企图围园劫后的确凿消息向荣禄、慈禧告密之后，慈禧才开始大开杀戒，软禁光绪，全面清算新党和新政的。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同属向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变革的努力。但作为改革的戊戌变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而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拼个你死我活。这种方式，可以和平完成变革，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剧烈动荡和暴力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在当时对中国而言不失为一种好的出路。戊戌变法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的，但康有为等人却以一种你死我活的方式来对待慈禧和重臣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不难预见的，面临被革命威胁的当权派们在被逼到墙角之后举起了屠刀，而毫无革命准备的改革派们只能是逃亡海外或是引颈就戮。用非改革的方式来搞改革，可能这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吧。　　说到给当权派留出路、下台阶，西方现代公司治理中倒是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机制，就是黄金降落伞（goldenparachute）。黄金降落伞的基本概念是给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以一定保障，当他们因为公司遭到恶意收购后被解职时，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