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小 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docVIP

论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 　 　 　 　　茅盾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又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重要代表，解放后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掌管着共和国的文艺事业，与周扬、郭沫若、何其芳同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主要阐释者。因此，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茅盾本人的小说创作与主流创作方法是一致的，甚至认为茅盾是主流创作方法的奠基者、茅盾小说是主流创作方法的主要体现者。　　然而，通过分析研究，笔者发现，茅盾小说的创作方法与后来的主流创作方法有诸多重大差异，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要了解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特点，弄清它和后来的主流创作方法的异同，以及它的美学渊源，非常必要。 　　人们产生茅盾是主流创作方法代表的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与解放前非解放区的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相比，茅盾小说与主流创作方法的要求最为接近。它与主流创作方法确有诸多一致之处：它往往以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背景，在写人时突出其阶级性。《子夜》以后的作品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表述基本一致，特别是他创作《子夜》时从社会科学命题出发的做法，使得有些学者把他视为“主题先行论”的始作俑者。然而，笔者近年来经重新研读茅盾小说，发现它与主流创作方法有着明显区别，而且他本人早期和后期的创作方法既有其一贯性，又有其差异性。 一、生命体验与社会剖析的融合　　茅盾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主流创作方法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其创作宗旨或创作目的以求真为前提，包括真实地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客观地剖析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要求文学对社会人生发生一定作用。 　　许多人由于茅盾曾表示创作《子夜》是为表达自己对３０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由于茅盾小说的题材往往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便把它当作“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典型。我以为这是一个误解，至少是对茅盾小说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入。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包括政治效果）与主流创作方法倡导的把文学当作宣传政治、政策的工具，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作者的表白也不能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依据，这一是因作者的表白往往受特定社会形势的影响，受具体语境的制约，二是因作品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常常不一致。而且，茅盾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并不只是《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单凭它们并不能概括茅盾所有小说创作的特点。诚然，茅盾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子夜》及其以后的小说更是他进行社会剖析的典范作品。但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开端──《蚀》三部曲，却不是以社会剖析见长，而是以表现其生命体验为主的。即使是他后来的创作，虽然走向了自觉的社会剖析，但作为有良好文学修养与优秀艺术家素质的作家，茅盾并未放弃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与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探讨与追寻。他早年提倡的“为人生”，既有“为社会”的涵义，也有“为个体生命”的内蕴。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他曾说过：“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到我自己来试做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茅盾在理论文章中曾大力提倡过自然主义，试图为中国现代小说输入科学研究、精细真实描写的精神。而在创作其处女作《蚀》三部曲时，他却难以坚持冷静理性的科学研究态度，而倾力表现其人生体验了。在《虹》以后的创作中，茅盾小说注重社会剖析的特点日益明显而至定型，这时，左拉、巴尔扎克的科学研究或社会历史分析精神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探索人生意义的精神已经融为一体了。以前的研究者一般只注意到茅盾小说社会剖析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人生探索的一面，有人还以政治倾向为标准、以社会性和时代性为尺度，把茅盾前期的《蚀》及短篇小说看作不成熟乃至失败之作。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对之不敢苟同。　　《蚀》与《子夜》是茅盾小说的两部重要代表作。关于《蚀》的创作宗旨或动机，茅盾的表述是“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子夜》的创作宗旨则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因此，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面貌。然而，它们又有其一致性，即关注社会重大问题，重视文学作品的时代性，把人物放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上展示其性格与人生追求、个人命运。只是对于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探究各有侧重而已。 　　虽然茅盾在其处女作中即表现出对于时代与社会的密切关注，但《蚀》三部曲的创作宗旨与艺术效果却并非象他在后来的小说那样展现社会整体、剖析社会肌理。如果单纯以反映时代社会全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衡量这三部中篇，它们无疑都不十分令人满意。因而，较早时候的茅盾研究论著一般都对《蚀》采取有保留的肯定态度，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