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中国的贸易限制指数翻译.docVIP

衡量中国的贸易自由化 贸易限制指数的一般衡量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 陈波 清华大学 经济系 马弘 摘要：就关税壁垒的测量而言，简单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都会产生误导。本论文中，首先，我们通过放宽在小国开放经济和一般贸易限制指数（GTRI）上的重要假设来扩展Feenstra (1995)的贸易限制指数。我们用GTRI来说明：关税壁垒可通过异质商品的关税、进口份额以及相互对应的进（本国）出（外国）口弹性来测量。其次，我们采用Broda and Weinstein(2006)的方法来估计贸易弹性并计算中国1997年至2008年的GTRI。中国的GTRI显示出非常有趣的WTO效应：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前，中国的GTRI大于简单和加权平均税率，但2001年之后却急剧下降到介于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税率之间的水平。GRTI的变化表明：加入WTO 以后，中国摒弃了对高价值进口商品的关税控制，显著降低了贸易条件，这为Bagwell和 Staiger(2011)的研究增加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1、简介： 国际贸易理论中一个基本理念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福利改善。例如，在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Frankel和Romer（1999）证实，贸易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化是很难测量的。精确的贸易限制指数测量能帮助研究者了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差别或者一国在贸易自由化承诺下的真实发展情况。因此，贸易限制指数的测量对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谈判是必要的。 本论文旨在测量中国加入WTO期间及之后关税降低所反映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由于进口商品的许多关税细目的税率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统一测量方法。这种情况下，我们扩展了Anderson Neary (1992, 1994, 1996)和 Feenstra (1995)的创举，提出了贸易限制指数（TRI）的一般测量，即寻找一种适用于所有进口商品的统一税则（即TRI）来使特定产品的关税处在同一福利水平(τi)。 我们的模型建立在Feenstra的模型之上，Feenstra模型显示，贸易限制指数可表示为个别税率平方值的加权平均数，权重反映进口份额和需求弹性。Kee（2008）等人用这种方法计算了88个国家的贸易限制指数，他们进一步说明贸易限制指数的大小实际上依赖于税费的方差、不同税费间的协方差和进口需求弹性。我们的模型在Kee等人模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放宽了具有代表性的小国开放经济假定。这意味着，一个进口商可能面临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并且能发挥相应的市场力量。国际贸易政策相关的近期文献强调了进口国市场力量的存在，这种市场力量决定最佳进口关税(Broda, et al. 2008)或者影响贸易谈判结果(Ludema and Maria Mayda, 2011)。此外，Bagwell 和Staiger (2011)说明，为加入WTO所协商的关税削减取决于谈判前的关税水平、进口量和进口价格以及贸易弹性。从与Feenstra (1995)来源相似的向上倾斜的出口供给曲线我们看到，贸易限制指数可以表示为个别税率平方值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既反映了进口需求也反映了出口供给弹性。 为精确测量中国的贸易限制，第一步是获得中国贸易需求弹性和世界出口供给弹性的准确测量方法。传统的利用引力方程估计贸易弹性的方法并不合适，因为这种方法的假设是水平的供给曲线（注释1）。幸运的是，Feenstra (1994), Broda和 Weinstein (2006) 提供了一个可实现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使用分散的进口数据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第4节将说到，我们用以上3个人的方法分析中国进口数据，进口产品按HS分类为最细的8位数。 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可测量大大有助于我们计算贸易限制。简言之，我们的测量显示，在所观察的1997至2008年间，通过GTRI所测量的统一关税通常意味着较高的贸易保护水平，而这种贸易保护水平由加权平均数反应。例如，2000年，简单和加权平均税率分别为16.98 和14.68，而GTRI的值更高(25.69)。就关税削减率而言，GRTI的值逐步接近于关税税率表的加权平均值，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相比之下，2002年之前，GRTI值的变动较简单，加权平均税率更不稳定。有趣的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两年（2000年和2001年），GRTI急剧上升，这和Broda等人的发现一致：非世贸组织成员倾向于对供给弹性较低的产品征收更高的税费。此外，GRTI的变化表明：加入WTO 以后，中国摒弃了对高价值进口商品的关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