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讨.pdf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魏昌东① 内容提要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 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历来是我国刑 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加强对 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 论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类型进行了深人 分析。 关键词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非构成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受贿犯罪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尤以“家庭型”共 同受贿犯罪最为突出，由于身份犯理论以及非构成身份主体成立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范围等问 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远未得到廓清、统一，涉及“家庭型”受贿犯罪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刑法理 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及难点问题，就实际研究状况而言，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在诸多问题 上尽管已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如，家属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而与之共享行为不 能简单认定为共同受贿；家属仅实施了接受财物的行为，如果仅将收受的财物和请托事项转告 给国家工作人员，但没有其他行为的不构成共同受贿；⑦等等。但是，在“家庭型”共同受贿犯 罪的性质认定、责任承担等诸多问题上，观点歧争客观存在，不仅不利于司法之统一，也不利于 行为人刑事责任之承担，实有深入分析研究之必要。结合身份犯共同犯罪理论和受贿罪基本 构成之研究成果，进行归类论证，区分行为性质的类型，以期指导司法实践是本文之初衷。 一、“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的前提 从身份的角度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进行界分，可将犯罪分为身份犯和非身份犯两种 类型，就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受贿罪而言，因犯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为主体要件 的要素，故而属于刑法理论中的真正身份犯，对此，理论界观点一致，并无歧争。然而，涉及非 构成身份主体参与实施的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问题，就非构成身份主体能否成立共犯、成立共 犯的类型和样态则存在诸多的观点分歧。“共犯否定说”曾是新刑法施行后理论和司法实务界 的一种代表性观点，③该观点从对立法规定内容的外在化分析人手，简单地作出了非构成身 ①作者简介：魏昌东，1968年出生。南京审计学院法律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②赵秉志、姜伟等：《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赵秉志主编：《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版，第433页。 ③王发强：刑法是否取消了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人民法院报》19％年8月13日；邓祥瑞：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 成受贿罪共犯——兼谈新刑法废除受贿罪共犯条款的立法理由》，《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zooo年第3期。 49 份犯不可能成立共同受贿犯罪的任何共犯形式的结论，这一结论因理论基础的缺陷而受到学 界的否定。对之加以批判的是“共犯限定说”，该观点一方面强调，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 作人员伙同受贿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是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刑法共犯理论的 当然结论；①另一方面，又对非构成身份者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类型作出严格限定，规定只能在 实行犯之外成立共犯。②其依据在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共同受贿犯罪属于修正的犯罪 构成，由于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实行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单独实施 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也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但可以实施受贿罪的 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③“全面共犯说”则 是在否定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观点认为，当身份犯的犯罪行为具有可替代性和 可转让性的情况下，非构成身份主体可以成立共犯的各种类型，包括实行犯。就受贿罪而言， 亲属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实际参与了由国家工作人员转让的部分受贿行 为，因而应视为受贿的实行犯。④ 上述涉及受贿罪共犯的诸多争议，在本质上属于对身份犯共犯成立范围的认识问题，这一 问题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也颇具争议，日本刑法理论中就存在着截然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