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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记忆 　　一 　　 　　也可能因为交往圈子小，我没碰到过真正的上海人。在我的理解里，纯正的上海人应该是上海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前，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属县，人口仅有27万――编者注）。很多人吹嘘自己是上海土著，其实也是外来的，比如是从浦东过来的。 　　我的父辈也是从上海郊县迁来的。我在上海徐汇区襄阳南路的一条弄堂里出生，一住就是50年。那套房子是父亲来上海后跟单位借的，后来“顶”了下来。有了我们姐弟几个，我们又结婚成家，人口越来越多，挤不下了，就又把在老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的父母赶回原来的“乡下”去住――就是现在的浦东了。 　　我就出生在那栋老房子里，父母灌输给我的记忆是：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来轰炸，医院进不去，所以是医生来家里接生――可能这是个错误的记忆。老房子里会有很多记忆，搬了很多次家，梦里还总会回去。上个月我的哥哥过世了，他临走前我去看他，他说：“我要回襄阳南路。”那是很顽固的记忆。上海人去了外地也都会想家。 　　1968年我18岁，到离上海最近的崇明岛去插队下乡。前两年我回到崇明农场，感觉非常奇怪：过去的农场还在，标语、房子全部都留着，租给六七个外地人，他们在那里种地。我们原来的连队有100多人，当年非常热闹。我们种棉花、种水稻，体会到最辛苦的就是农民。那时候女孩和男的干一样的活儿，一点不比男的差，男的喊累死了累死了，女的照样继续做。 　　我在农场种地种了三年，然后就负责放露天电影，拿机器、扛着片子走、挂银幕。当时放来放去就那么几个片子：西哈努克的纪录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雄儿女》……《列宁在1918》当时翻来覆去地放，里面有一段芭蕾舞，听说有人会到屏幕前面蹲下来看――知识青年哪有那么傻，肯定是传说嘛。当时还有一部《对虾》，是介绍养虾的农业纪录片，因为女解说员口气柔和，也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很轰动。 　　在农场插队满三年，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回上海了，我活动能力差，所以在农场呆了八年，终于忍无可忍，找领导长谈了一次，回城了。 　　1976年回来后，因为有过放电影的经历，先到了一个市政研究所，工作就是拍拍路、桥、沟，自己很不喜欢。那时候能用到相机就很不容易。如果周六拿相机出去工作，周日就可以留着相机自己用，我很激动。我拿着相机回到农场，去给还留在那儿的人拍照留念。但是平时就不行了，相机拿在手里，多想私用啊！ 　　为了能长期拿着相机，我开始申请换工作。那时候换工作还要等调令，很复杂，我都快忘记调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上面说我可以去新单位了。我到了宝山区文化馆，后来又去了普陀区文化馆，一直到退休。但是我当时拿到了相机，也不知道要拍什么。 　　 　　二 　　 　　真正懂摄影，是1989年、1990年的事。那时候我有一次顿悟，拍照片的感觉又回到了1976年，我工作后回农场给留下的朋友拍、朋友给我拍的那个状态，那是我拍得最起劲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拍照片就是要和那时候一样，把它当成一个很私人的事。很多为朋友留念的照片，后来就成了摄影作品。 　　最开始拍留念照的时候，是受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的启发。照片里他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那个人和我很像又不是我，那种感觉很奇怪。所以我希望我拍的照片也能模糊时代感。人的生活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类型的人总是过一类型的生活。 　　80年代后期，“北河盟”很火，他们的成员比我小九岁、十岁，但在摄影上比我懂得早，他们很早就一起办摄影展。我和他们关系很近，所以有时被外人混为一谈。（北河盟是80年代上海出现过的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在观念上摒弃当时“沙龙摄影”的唯美与“宣传摄影”的矫饰，提倡摄影突破陈旧的语言手法。成员有王耀东、顾铮等。――编者注） 　　90年代初，陈海汶有空来我家叫门，约我一起去拍片。在外面拍片我总有一种偷窃感，觉得蛮可怕，所以总是陈海汶走在前面，他把我的胆子带出来。他技术比我好，又冲在前面，所以总是拍到好的画面、拍到他的成名作，我就总是没拍好。 　　我也让他们到我单位用过放大机，用完了他们都说太破、说我没调好，怎么放出来照片里的人一只脚是实的、一只脚是虚的。 　　后来大家各忙各的，顾铮到国外去读书，陈海汶去经商，一个劲拍的就剩下我了。 　　《上海人》那本画册里拍的都是我的熟人。90年代初，“装修热”还没有兴起，很多人家的户主都是家中的父母那代人，用的还是父母结婚时的家具，室内的场景和二三十年前几乎完全一样。上海人一直比较崇洋，所以旧式的家具陈设也都比较精致，政治气氛都比较淡，生活气息比较浓。我进入那些朋友家，感觉还是以前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样子。 　　那时候礼拜天我到朋友家里去拍照片，有的父母就说：“家里这么乱，不要拍不要拍！”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前后只拍了二三十家。现在觉得，如果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