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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湘剧人生 　　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湘剧艺人家庭。一家三口靠父亲唱戏养家糊口。旧社会唱戏的，是受社会歧视，没有地位，称之为下九流，谁都可以欺负，没有做人的尊严。演艺人当时是“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庵堂寺观，戏子一半”。 作为艺人子弟，我孩提时代，耳闻目见了这种苦难、没有尊严的艺人生活。 　　 父亲一心想让我读书，将来长大成人之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拉黄包车，比唱戏好。洋学堂（过去称小学校）昂贵读不起，仅仅读了不到一年私塾，遇上了长沙“文夕大火”，烧得只有身上穿，彻底一贫如洗，投靠亲友借贷度日。这种情况不仅是我家，整个湘剧艺人都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在火后的废墟上同行们见了面，相对无言，只有一句话说得最多，“你还冒烧死啊，万幸、万幸”。想相互帮助一下，大伙也是无能为力，只能饱含热泪，表示安慰。 　　 艺人们正在走投无路时，我们党的周恩来副主席，他奉命从武汉率领一大批文化人来长沙火后救灾，宣传抗日，火后重建家园。并指示田汉同志把流散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宣传队。田汉是湖南人，其弟田洪也在长沙，很快就建立湘剧抗日宣传三个队，不多久又建立四个队，共有抗日宣传队七个队。湘剧抗日宣传队第七队（后调整为第一队，留在长沙。）队长汤雨珊，（艺名采凤），副队长廖运生（我的父亲），总务姚华定。 　　 宣传队有伙食规定，除演职人员外，家属是要收伙食费的。大人每月六元，小孩三元。这样我们须交九元一月，为了减少父亲困难，当时龚湘云先生找父亲说，“你让小孩跑龙套，可免三元伙食费，宣传队演出跑龙套的也不够，既帮了队里的忙，又节省了三元钱，减轻点困难，这情况不止一个吗，大家都理解，我是排辈的，（过去叫排辈，现在叫后台总监），报告总务就行了。”从此我就跑龙套，混口饭吃。 　　龙套就是站两边喊的，演员台中唱。那时我还是个小孩，什么也不懂，只是觉得好玩。正是跑龙套，耳濡目染受到艺术熏陶，一次偶然机会改变我的人生。当时田汉为招待国民党要员，湘剧队演出《虹霓关》主演王伯当的陈福明，这时演打科插混打屁虫小丑小飞侠误场了，龚湘云急了，我自告奋勇地顶上去演了，而且大家很满意。田汉先生觉得我是一块唱戏的料，就找父亲做工作，并为我改今名廖建华。从此结缘湘剧。一晃数十年，我现在已年过八旬，直接与间接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在指引，教导我成长，党恩难忘。 　　后来许多文化人见了我，很亲切叫我小鬼，这些人当中有，舒满雯、张曙、任光、安娥、吕复、龚啸岚、李也非、刘斐章等，田汉先生从武汉撤退长沙时，还有一个平（京）剧队，其中有领队李迎春、李雅琴、叶乃柏、寿百岁等，沿途收集了一批难童，教京剧，后到西南成立了四维京剧团，建国后成为中国戏校。（我院许湘生老师就是四维剧团成员之一）。 　　参加抗日宣传队我还很小，是个懵懂的小孩，但我是幸运者，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这些文化人，是我们党的文艺骨干，也是全国各地文化部门领导人。当时话剧二队八队，统称二八队，后来的演剧六队，均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文艺队伍。 　　当时演剧队，话剧驻地是兴汉门留芳岭，平、湘两队驻三公里公医院，演出地是现在青少年宫。大礼堂后改为民众一剧场，这演出的主要阵地。我虽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始终记忆犹新。一次，徐特立老来公医院讲话，有一天八时许，天气较冷，湘剧、京剧及话剧的通知都集合在一个长廊的过道里，田汉同志宣布，今天我请了徐特立先生来给大家上上课，现在请徐老讲话，大家欢迎。徐老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见徐老一双烁烁有神的眼睛，脸色非常红润，一头麻白长发披肩，八字胡须带白，个头不高，身体倒很结实，穿一身灰布棉军服。慈祥和蔼可亲的老者。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神采奕奕精神，这印象至今都历历在目。 　　徐老说，“戏剧界的同志们，你们是了不起的，所作的抗日宣传是有意义的。田汉同志为你们作了一首《班歌》，说得很清楚嘛，要把舞台当作炮台，要把剧场当作战，让每一句话成为杀敌的子弹，对汉奸走狗我们要打击，对民族的战士我们要赞扬。拿起那救亡的刀枪……这是弘扬民族正义，打击邪恶。你们所演的戏，忠与奸，美与丑多分明。你们是高台教化，一句戏可以教育人感化人，比如：一部《岳飞传》的书，不识字的看不懂，戏一演出，不识字的雨识字的一目了然。是通过你们扮演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岳飞精忠报国受到人们敬仰，杭州西湖为他立了庙。秦桧是个大奸臣，他们夫妇跪在庙的两旁，遭世人唾骂。这些古人是你们演技表达出来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这多么有意义。” 　　聆听徐老这次讲话，我虽是个孩童，不懂什么事理，但老人家道出了一个真理，不当亡国奴，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些讲话深入浅出至今言犹在耳，在我幼小心灵中深深打下烙印，只有国家强盛，民族才能兴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1956年我随湖南湘剧团全国巡回演出到了首都北京，对我而言是第一次进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