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相机的故事.docVIP

我和我相机的故事 　　我从1983年开始接触摄影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从最初单纯地喜好到后来的职业生涯，摄影带给我无尽的快乐，进而将成为我一生从事的活动。 　　和当年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对摄影的了解是从对摄影器材的渴望开始的。1983年，那时候照相机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还是一件奢侈品，而对摄影爱好者来说，能拥有一台国产单反相机（海鸥DF、孔雀DF），就如同今天拥有一台徕卡相机一般。海鸥DF相机当时市场价格450元（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并且这种名牌相机当时市场供应量相当少，要想买到还得想办法、托关系。 　　我没有财力，也没有关系买到这样的名牌相机，最后只买了架二流名牌――孔雀DF相机。拥有了自己的相机对我来说就如同做梦一样，高兴得恨不得天天抱着它睡觉，对摄影的热情和拥有高级单反相机的喜悦，让我每天都背着相机进行摄影创作。当时使用的胶片全是135国产黑白胶卷。相机里装上一卷黑白胶卷，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拍上4、5张，一个星期拍一卷，然后自己动手买冲洗药，按教材上讲的比例自己动手制药水，在家里冲洗底片、放大照片。当时摄影的题材多样，基本上没有主题，从北京人的胡同生活到公园里的游园庙会，可以说见什么拍什么。半年后，我的孔雀DF相机出现了机械故障，多次修理，又多次出现故障，没有办法，只得忍痛将我的第一台相机送到了天桥委托商店，卖了350元。这期间，北京的照相机市场开始出现了日本进口相机，有尼康F3、FM2、FE2，佳能A-1、AE-1，理光、亚西卡、富士卡、确善能……我以自己的财力购买了中档的理光KR-10和确善能相机，因为这两种相机都是PK卡口，机身可相互通用。数年以后，我又将这两台相机更换为佳能新F-1和佳能A-1。这期间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所使用的器材大都是机械的135相机。手动相机为我的摄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训练，十年时间我掌握了摄影的构图、快速对焦、正确曝光、底片冲洗等技术，它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1年前后，北京的摄影爱好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拍摄风光照片。这一题材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拍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并同他们一起拍长城、拍坝上。看看人家手里的相机都是4×5、120的大画幅，再看看自己手里的135相机，器材的落后极大地影响了我拍摄的自信心。回到北京，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自己手里的135相机全部处理掉，然后跑到摄影器材商店购买了勃朗尼卡120相机。拥有中画幅相机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是哈苏相机，并引以为自豪，声称这才是一流的相机，而日本相机如何如何不如哈苏云云。于是我在犹豫、权衡了三个月后，终于下决心将勃朗尼卡换成了哈苏503cxi（这一折腾损失了几千元）。实际上，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许多相机的技术指标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真正大的是由于品牌而带来的人们心理的差距。拥有了哈苏相机以后，在器材上我不再左顾右盼，同时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拍照上，几年时间自费跑遍了中国的山南海北，拍摄了近万张的反转片。 　　1997年，我开始接触商业摄影。听业内人士讲商业片主要以大画幅为主，我听风就是雨，购买了4×5英寸底片的日本星座相机。这星座相机还没用明白，又有朋友说这种相机在设计上不如德国林好夫。于是一个月后，我处理了日本星座，购买了林好夫（又损失了几千元）。由于对风光摄影的酷爱，4×5相机也就成了我拍风光的主力“战机”了。每次出门我带一套哈苏（50mm、80mm、150mm、250mm四只镜头）和一套林好夫（90mm、150mm两只镜头）以及三脚架和上百卷反转片及散页胶片，全部装备要十几斤，拍摄的顺序基本是先120，后4×5。商业片没拍几张，4×5的风光片倒是有不少收获。 　　2000年春节，我从自由摄影师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职业摄影师，为杂志社拍摄各种专题报道。4×5座机从此也就成了收藏品，这期间使用的主要是135的佳能EOS-1V相机（17-35mm、70-200mm、100mm微距）。自动相机的优势就是拍得快，从对焦到测光一步到位。我感觉这种相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能够确保摄影报道工作顺利完成。不过每次出差，我总会把哈苏相机带在身边，如果遇到好的风光，120相机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做《中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使我的摄影领域变得十分宽广，上到几千米的航拍，下到几百米的矿井下，从建筑、文物到风土人情，几乎所有的领域我都拍摄过。从杂志使用的角度来说，135相机完全能够胜任各种环境、各种题材的拍摄要求。2002年我又喜得“贵子”――一台徕卡M6相机和35mm1：1.4的镜头。这台相机在采访中非常有用，它能在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偷拍，而不被别人发现。 　　今天，回顾总结二十年的摄影之路，我更加清楚和理智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