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上海速写》.docVIP

我拍《上海速写》 　　《上海速写》系列拍摄于1980年代中后期。 　　1986年参加了“北河盟摄影沙龙”在上海、北京两地的两次展览后，我开始考虑究竟什么是自己想要追求的。当时自己也热衷于外国诗歌，发现自己爱好的诗都是那些表现现代城市生活中孤独、彷徨的篇什。惠特曼的、金斯伯格的，都是我的所爱，而且似乎都与都市生活有关。 　　那么说到摄影，我能够爱上什么摄影家呢？说实话，在当时爱上好摄影家的机会要比爱上好诗人的机会少得多。因为摄影在当时还真是不算普遍的事，相关信息实在太少。也正好在那时，我居然有机会接触到了罗伯特?弗兰克的摄影。我的小学兼中学同学给了我几本美国寄赠给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时代生活摄影丛书》，当中一本是《纪实摄影》。那本书里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弗兰克的摄影，也有阿勃丝的，弗里德兰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里的图书馆却要把它们“处理”掉。 　　我的小学兼中学同学与我早在中学时就已经捣鼓上了摄影，于是拿下这几本书给了我。我看后受到强烈震动。震动之余，还急切地把介绍弗兰克摄影作品的文章编译了，投给当时上海的摄影刊物《时代摄影》。不料编辑杨克林先生居然马上采用。这可能就此埋下了我后来拎笔书写摄影的伏笔。 　　当然，阮义忠先生的《当代摄影大师》中也有对弗兰克的摄影的介绍，他的介绍也影响到我的摄影。虽然我没有办法模仿弗兰克的摄影，但我同样喜欢用照相机去呈现生活中的某个瞬间，而不是去讲一个什么故事，或者绞尽脑汁地设计出一个情节。我觉得一张照片可能就像一首诗的一个句子，应该是某种氛围与情景的呈现。而且，我也不喜欢以照片抒情，而是期待摄影能够还我以生活的某种坚硬。所以，我的这种比较属于“非情节性”的、而且不抒情的照片，就与当时甚至是今天的主流摄影格格不入。因此，我当然也不会想要拿这些照片去参加摄影比赛自讨没趣。 　　那时的上海街头开始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有欲望起来了。活色生香的事虽然不多，但人们也开始以街道为舞台表现自己。城市变得比较有活力，人也变得有个性起来。总之，我感觉到了一种要走向街头拍照的冲动。而且，事实上，上海的街头也确实拍得出某种“像”都市摄影的东西来，只要你有自己独特的眼光。 　　由于当时我在现已不存的上海照相机总厂的技校里教书，因此手中弄个拍照家什还算方便。那时常用的一个是海鸥DF135相机，另外一个是海鸥4B。在松江少年宫的朋友沈润军当时进了一只17厘米的西格马超广角镜头。看他不常用，于是我开口商借。他一口答应，而且还给加上一只深红滤色镜。于是，我的上海照片的反差也大了起来，上海的天空也因此变得黑黑的。一张我在延安东路公交车站拍摄的等车人的照片，因为深红滤镜把天空压得黑黑的，就使得这些人像是身在黑夜里的荒野中。 　　至于胶卷，当时还有整盘的保定电影胶卷可买。所以我经常在黑夜里，把100公尺一盘的胶卷分装成36张左右的一卷卷胶卷。因为长度估算没有准头，所以有时会出现卷了40多张一卷的情况。精神偶像、照相机与胶卷备齐，那么上手《上海速写》系列的精神与物质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当时自己出没的街道，多选在最繁华热闹的黄浦区。当时上海的人比现在还少得多，但是黄浦区那个地方却还是人多拥挤。超广角镜头的好处是不用太看取景框就能拍摄下想要的景物，而且景深有基本保障，自己也不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当时胸口揣上照相机后，基本就是往人群里挤。看到有“异样”的、“上相”的人物或情景，大致估摸一下距离与构图就按下快门。 　　不像现在的数码摄影，拍了就可以马上“回放”，当场消费自己的拍摄成果。那时没有“回放”一说，只有等回家自己冲洗胶卷后才能看到拍的什么样子。不过这样的等待，其实其乐无穷。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南京路上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有点张牙舞爪，好像马上就要发作，一个却是垂头丧气。我至今想不起当时怎么会拍到这张照片。在冲好胶卷后，透过电灯光看到这个影像时，几乎当场激动得要跳起来。因为这是不请自来的两个人，却在底片上如此配合默契，演出一个活剧场面。银盐摄影是把摄影这一快乐之事的快乐延长再延长，总让你天天有个盼头。今天盼冲出什么底片来，明天盼要把胶卷上的影像放出来。而现在的数码摄影却活生生剥夺你等待的乐趣。数码摄影，有当下却没有盼头。 　　等到照片积累到一定时候，当然想要发表。而且总想发一组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发一张两张。因为自己觉得，只是发一张的话，自己的摄影追求没有办法让人感觉到。还算运气好，李媚编辑的《现代摄影》在发表北河盟专题时，慷慨给予两个版面来展示我这组在当时算是风格比较统一的上海影像。更难得的是，她还发表了一篇我有关自己的上海摄影的自述。这样一来，我的不尽成熟的摄影观也得以一同示人。这种一发两个版面作品再附加自述的发表方式，在当时颇为奢侈，发表后也当然引来许多朋友的羡慕。当然，这也成为我个人摄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