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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贵州独山花灯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 独山花灯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将从“外来说”和“本土说”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从而得出独山花灯是一个多源头、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并根据本地区、本民族的审美要求、选择，不断综合汰选，同时在激烈的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 　　 关键词： 独山花灯 本土说 外来说 　　 　　 独山花灯形成发展的历史历来就像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一直没找到确实可证的资料形成统一认识。关于花灯，民间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之说，但独山花灯却有这样的灯词：“戏从唐朝起，灯从宋朝兴；国母娘娘害眼病，方才许愿唱花灯。”独山地区花灯起源的时间，在《独山县志?风俗篇》中有“自明朝传入”的说法。而花灯发展到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独山花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归纳前人的看法，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独山花灯是外来或是外来融入本土元素以后形成的“外来说”；二是认为独山花灯是在独山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本土说”。下面笔者将陈述这两种观点，并提供相关例证。 　　 一、外来说 　　 外来说又分以下几种： 　　 1.江西说 　　 据《杨万八墓序》所述，明朝统一中国后，江西吉安府杨万八宣抚使率兵征讨丰宁司，占据独山，从此设立上、下丰宁（即今之独山上司、下司、麻尾三区）及平浪(即今之都匀市平浪区)三司。杨万八所率官兵多系江南一带人士，所以江南农村的文化活动形式（如旱船、采茶）也就随之流入独山，逐渐演变为今天的独山花灯。 　　 “据考，杨万八系江西吉安府人，手下官兵多系江西籍，自他带兵征讨丰宁后，便世袭丰宁辖区，官兵解甲归田，定居独山。从今日独山的杨、何、莫、韦、黎、岑、陈等大姓来看，均为江西祖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土司的到来必然带来一批以其家乡为主的汉人官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移民不断增多，不但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必然带来当地的民间歌舞――江西采茶。这种外来的民间歌舞与我县各地民歌、舞蹈和人民的思想、习俗、语言、生活等长期融合，不断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独山花灯歌舞，并发展成灯戏”。（ 王希古、朱炳智、张芝梁、平剑秋《贵州花灯史话》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版 第127页） 　　 其次，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在政治上采取了“调北征南”的措施，大量移民涌入独山。移民的主要成分为汉族，基本为“政治移民”和“自由移民”两大类。政治移民为军屯户、退役士兵以及充军发配的人犯与其亲属。自由移民则为商户、逃避战争、徭役、赋税及债务的人及无业者。上述这两种人当中有些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的人，或民间艺人。他们将原籍的戏曲艺术带到了独山地区，与独山本土的布依民间说唱、歌舞相融合，经过长期的孕育、演变，从而形成了独山花灯。 　　2 湖南、四川说 　　首先，独山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早有汉人移居，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纂的《独山州志?艺文篇》载：“境内自汉人皆系江左江右楚蜀等客籍外，其自古土著之人在独山司者，曰：仲家、水家、间有墨苗；在上下丰宁司者，曰：仲家。”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些楚蜀籍的移民必然会带着家乡的文艺形式进入独山地区，久而久之必然与当地的民俗文艺活动相互交融和借鉴，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所在。 　　 其次，“据独山县档案馆资料记载，独山花灯老艺人罗俊卿、李晓明等口述：约在两百年前（清道光1753年）有一混名癞和尚的带有湖南辰河戏班到独山演唱，接着又有川剧元成班、壁成班到独山演唱。当时县城内的舒五公、杨二公等和他们学唱辰河戏、川剧。清末年间，又有川剧兰大炮班、王贵发班、凤林班在‘元天曲和史恭园’及独山川剧馆演唱。”（石文龙《独山花灯历史渊源形态特征发展初探》 独山县文学艺术联合会 2003年3月 第45页）由此可见，湖南辰河戏、川剧在独山的演出必然对独山花灯剧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笔者采访80岁高龄的花灯艺人罗济群老先生时，他说：“独山的花灯是从外面传过来的，开始的时候那些乡下的老人只会唱一些简单的地灯，后来，独山地区有三位老人（莫美儒、邵老九、罗老常）自费去湖南学习花鼓戏，学成回来后就教唱给别人，并把湖南花鼓戏的一些曲牌融入了独山花灯。”由此，我们至少可看出湖南花鼓戏与独山花灯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3、广西说 　　 独山县与广西接壤，清中叶，广西的河池就与独山县在区域上划分不清。两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致相同。特别是在语言上，广西的壮族和独山的布依族同属汉藏语系、僮侗语支。因此两地居民不但在经济上、商业上有交往，而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交流。曾在光绪二十七年间，住广西六寨有一个姓李的班长，带了十六、七人到独山地区巡回演出“采茶戏”，达三个月之久。因而我们也可以推想在这样一种艺术的交流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乃是不言而喻的事。 　　 二、本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