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大院文化”.docVIP

我眼中的“大院文化” 　　这儿说的大院儿，特指部队大院儿。这种社会组织及人口居住形式，在中国始于建国初期，也即上世纪50年代。几个兵种的司令部盘踞在北京西北部，公主坟沿复兴路向西每每可见此种标语：“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民鱼水情”、“哨兵神圣不可侵犯”。到了今天，在北京的市场化大潮中，部队大院仍然屹立，“翠微商场”发放的优惠卡被命名为“拥军卡”，以两千块钱吃顿包子著称的“净雅”餐厅门口，黑色军牌奥迪车来车往。 　　二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刚脱离婴儿期的大院子弟，每周都要被装上大轿子车，送到公主坟那边的一个幼儿园寄托。这幼儿园后来变得格外声名显赫，因为那儿的孩子经常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各大晚会――穿着红肚兜半裸奔上来缺牙漏风地对全国人民宣布――过年啦！不过我小时候比较肥胖，没有上蹿下跳的技巧，因此所谓“文艺班”挑孩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我。在那一阶段，我对部队大院的认识是：掉进了一个蓝裤子组成的森林里。 　　又过了十来年，我在一所过去的军委子弟学校上中学，经常在附近的几个大院儿里游荡。活动时间往往是暑假的傍晚，在那时节，常见的人物为以下几种： 　　1、老干部及其家属，养生爱好者。 　　2、大兵，即警卫连或警卫排的战士，步伐整齐，集体夹着马扎到操场上看露天主旋律电影。 　　3、少女，常与保姆打羽毛球。 　　4、男青年，做啸聚山林状，一根一根地抽走私外国香烟，不过一旦谁的家长来了立刻作鸟兽散，回家之后把抽烟的事儿往哥们儿身上推。 　　5、狗，京叭或博美，跟着老干部、少女、保姆摇头晃脑。 　　这组群像构成了我印象最深的大院生活剪影。 　　应该说，后来成为某种符号的“大院文化”，当时的我并没有特明确的感受。我一度认为生活到处如此：无所事事、安定祥和、等级分明。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自觉意识到所谓“大院文化”，其实是始于一部电影。 　　1996年前后，我们这些穿着红校服的高中生排着队，到复兴路对面的国防大学礼堂集体欣赏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电影居然是学校组织观看的，后来想想实在是一件荒唐事。看的时候，大家自然特兴奋，尤其好多外景，不少人惊呼：这不就是谁谁谁他们家么。 　　电影的气氛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对于任何一个人，甭管他是哪儿的，看到几十年前故乡的旧照片，恐怕都是熟悉而陌生的。因为熟悉，你会毫无理由地断定它是“真”的――尽管那时候你也没出生没资格判定真假。因为陌生，你会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给自己做一个“角色定位”。 　　也就是这部电影，让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地以“大院子弟”自居。当时我们都觉得电影里的人太“顽”了、太“有范儿”了、太像自己了――严格地说，应该是希望自己像他们。再说句学术界爱说的话，“认同”就是这么建立的。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院子弟，确实也保留了一些电影里强调的人物关系：从小都在一块儿，因为父母没时间管或懒得管而终日厮混，崇尚哥们儿义气和个人英雄主义。也常听说谁谁谁为了妞儿跟哥们儿掰了打起来了。只不过种种行径远没电影里做得那么“过”，两百多人开着吉普车打群架这种事儿连想都没法想。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几乎所有人都将《阳光灿烂的日子》列为自己最爱的电影，姜文成了大家公认的偶像。我们以此为武器，和那些热衷于港台明星的同龄人划清界限。在刚刚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里，喜欢刘德华张信哲，就是市民的、庸俗的和低级趣味的。而同是王朔参与制作的电影《红樱桃》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平心而论也挺好看，只不过共鸣小点儿，不适合我们这茬9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用来标榜自己。记得那部电影也是组织观看的，看到女主人公被刺了一后背纳粹纹身犹如一朵恶之花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喊：“转过来！” 　　应该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带动起了一个文化风潮，这个风潮可以是艺术的、思想的，也可以是纯粹的“怀旧的时尚”。我们也亢奋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风潮的中心――起码是挺有发言权的吧。我们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院文化”最铁杆的认同者。 　　就像后来媒体和文化界做的一样，那拨儿青春期的孩子也开始把能接触到的文化作品进行归类，希望大院儿文化真的“大”成了一种“文化”。我们那撮儿人在迫切地寻找自己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说，那时候的很多人思考形而上问题是出于内心需要而非钱包的需要。而在归类中，最后占据核心位置的也的确是几个未来也许会证明在文化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姜文、王朔、崔健。 　　姜文就不说了，王朔现在想起来，的确是个挺复杂的人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前，我常在中学的图书馆翻文学期刊，看了不少王朔的小说。这老作家早一点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是写部队大院的――常常是个体户之类的准流氓分子――顶多是海军退役战士后来也兴致勃勃地混成准流氓了。那个时候的王朔，是以“市民”的姿态出现，反传统以及精英团伙儿的，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