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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获“胜利壶” 读懂“胜利壶” 　　近日，承蒙香港“城南旧事”史先生割爱相让，本人如愿以偿再获一把“胜利壶”。茶壶品相一流，完美如新，器形规整大方，胎质细腻，釉水滋厚，十分的喜爱。但和一般的有画有饰、有题有款的名家胜利壶有所不同，这把落款年份为1947年的胜利壶壶身没有任何绘画和边饰，只有三面书写流畅的文字，但仔细揣读之下，却喜见深意。 　　茶壶正面文字较多：“三十五年秋，倭寇授首，适景镇制新式壶，友人王庭芳建名胜利，命名高雅，含意深远。劫后归来，敬选为通如兄存念，并庆重逢。丁亥仲夏，吴香岩赠。”（图1-1）这一段文字交代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前半段用33字交代了胜利壶的时代背景，以及胜利壶的命名与来由。后半段见证了两位老友之间在浩劫之后故土重逢，一段相赠相惜的深厚情谊。 　　文中起笔即点明了胜利壶出现时的社会大背景，“三十五年秋，倭寇授首，适景镇制新式壶”，指的是1945年日本国战败投降后，景德镇在1946年研制了这一款新式茶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侵略中国，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一时间，老百姓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中国军民进行了八年不屈不挠的艰苦抗战与还击，终于换回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赢得战争的胜利。文中所言倭寇，是援引中国古人说法。中国古代把日本叫倭国，明朝时，日本浪人、武人和走私商人所组成的海盗群，经常侵犯海疆，故称之为倭寇。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沸腾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现于器物。这种为庆祝和纪念抗战胜利而 推出的胜利壶，就是景德镇的制瓷艺人和瓷坊在当时情况下顺势而为、研制生产的一种全新款式的茶壶。较以往的手抓壶相比，这种新式茶壶体形庄重大方，壶身较为扁平，茶壶流柄左右两侧，铸有描红篆书阳文“胜利”二字，茶壶顶部盖钮为拳头造型。据文字中所述：“友人王庭芳建名胜利，命名高雅，含意深远。”这即表明了当时是王庭芳提议并以“胜利壶”来命名这一款新式茶壶。而“命名高雅，含意深远”这八个字，也就表明了王庭芳把新式茶壶建名胜利壶的初衷，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新式壶命名，而是在于通过其表达一种对抗战胜利的庆祝和纪念的独特意义了。 　　题文中所提及为胜利壶建名的王庭芳，出生于1908年，陶瓷世家，其父王昌彬是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御窑总办。王庭芳早年就读于江西窑业学校，毕业后曾赴上海美专进修深造，受父辈和海派画家的影响，年轻时的王庭芳酷爱陶瓷艺术，曾一度协助父亲王昌彬和郭葆昌合办作坊。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高，书法尤其是楷书及隶书功底深厚，在陶瓷上主要表现工兼写的花鸟及书法，擅长色釉与绘画的综合装饰。至1981年逝世前，王庭芳一直在从事陶瓷美术和瓷上书法工作，解放后，其家庭被景德镇政府授予了“陶瓷世家”的名誉称号。 　　敦厚大方的壶形，含意深远的命名，加上当时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时代大氛围，胜利壶在1946年秋推出后，受到了社会极大的欢迎，民众纷纷踊跃购买定制，或自置把玩，或孝敬长辈，或馈赠友人，亲朋好友新婚大喜，亦是定制胜利壶，题字相赠，以作贺喜纪念。就连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还特意在景德镇定做了一整套名为“胜利”的瓷器餐具，以庆抗战胜利，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各界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喜悦情怀。也正是在这种情怀下，制瓷名家们给今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胜利壶。从各位藏友收藏的胜利壶来看，当时不仅有汪小亭（图2）、刘希任（图3）、郑瘦梅（图4）、王锡良、邹国钧、万云岩、聂杏生、王云泉、陆云山等众多绘瓷名家参与了绘制胜利壶的工作，景德镇还特意成立制作胜利茶壶的“胜利公司”，成批制作生产，以满足社会大量需求。 　　这一把由吴香岩为老友通如兄特意定制的胜利壶，就是当时很典型的馈赠礼物。在正面文字的前半段交代了胜利茶壶的背景与命名后，接着用“劫后归来”四个字承上启下，带出了“敬选为通如兄存念，并庆重逢”。交代了赠送的对象与敬赠的心意。八年抗战，艰苦卓绝，日寇肆虐横行，导致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无疑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而抗战胜利后，“劫后归来”，结束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回到故土家园，此时，又重逢失散已久的多年至交，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可喜可贺。难怪吴香岩要特意定制这一把胜利壶，还书写数十个字的赠题，此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欢庆之意，对重返家园的喜悦之心，以及和老友重逢的激动之情。 　　虽说是为重逢老友所定制的胜利壶，但壶身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所题文字，皆不落俗套，紧扣胜利，自有新意。在正面文字中，交代了胜利壶的命名与来由之外，还在背面题写了“壶名胜利，全民之功；饮水思源，永扬雄风”等十六个字（图1-2），再次明确地印证了胜利壶这一名称的庆祝纪念的初衷――抗战胜利是全国人民反抗与斗争的结果，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当饮水思源，不忘国耻，万众一心，永扬雄风。 　　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