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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被照亮的感觉在草场地看村民影像 　　2005年4月，那时和文光常常见面都是因为剧场的一些事情。有一天听他说起村民影像计划的想法，当时心里一动，套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心里被照亮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我1988年在一个机房里看他剪《流浪北京》的时候开始，近20年的交往中时常从他这里获得。当我们这一代从80年代过来的人大多沉沦在清点自己的那点账单，大张旗鼓地自得或自怨的时候，吴文光已经从早期的纪录片到DV，再到今天的村民影像，使得“记录”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员故意的什么风格或者影像淘金者开采作业时的什么手段，而真正成了一件落地生根的事情，使记录回到了记录的原身。 　　 　　即使是受骗，再多一回也没什么 　　 　　我自己从来就喜欢那些错误混搭、规则颠倒的想法，这往往是应对这个原本就错误百出和黑白颠倒的世界的一种有效和有趣的办法。 　　 　　应征的村民来自全国各地，且不分男女老少，表格上有关拍摄问题的回答也千奇百怪和风马牛不相及，出奇的有趣。村民们将信将疑的不知道城里人又在耍什么把戏，因为村民作者的征集报名是从网络和报纸上进行的，而这些地方往往充满着各种甜蜜的陷阱和骗局。一位村民作者后来跟我说，他来北京前曾十分担心，别人劝他反正上当受骗又不是头一回了，再多一回也没什么，再说你又有什么可以被骗的呢?这话让他下了决心再试一回就来了北京。 　　半年后，2006年开春的时候，草场地灰色的院子里忽然多了很多陌生的村民进进出出，这是完成了拍摄之后的十位村民作者来进行后期剪辑。不久，十位作者的每人十分钟的纪录片在草场地放映，一群和纪录片或电视媒介多少有些关系的城里人将十个原本与影像毫无关系的农村人和他们的作品团团围住，那是一次大家都感到很奇特的经历。 　　 　　散了的筵席谁能继续畅饮 　　 　　活动结束以后文光说了一句话，村民影像计划的意义不是被多少人知道或是功利的马上解决了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其中有一些人从此继续下去，用DV，用记录的方式。 　　随后的一年，不断地看到其中的几位村民作者在草场地进出，我知道这个计划还在继续，2007年12月29日，北京刮着寒冷大风的一个下午，终于在草场地看到了他们继续的结果，就是分别三个纪录长片《我的村子2006》，看完以后，关于这三个片子我跟文光说了很多的话，看完一个片子能说这么多，在我已经很久没有了，文光问我能不能写点话给村民作者，我很快写出来放在他们的“村民影像邮件组”里，现摘录在下面，是当时最新鲜的感受。 　　“‘感动’其实是我很不喜欢使用的词，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大量滥用而变质的虚情假意的公共词汇，可我昨天说了好多遍。这是真实的触动，面对你们如此真实的影像又怎么能不被触动?我记得我还说过如此真实和丰富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下午被呈现在我们眼前，却是用一个最普通不过的DV来实现的，让那些攥在我们手里的150p、HD高清之类的成了吃素的家伙。” 　　 　　三位农民和他们的“照相” 　　 　　吴文光说村民们的片子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就是专业、技术、剪辑、大机器、胶片这些说起来吓人的玩意，但被村民作者轻易地捅破了。 　　三个片子拍摄(村民叫照相了)了拍摄者伸手将没有对正的机器校正回来，以及直接和拍摄对象议论拍摄这件事情的镜头，这些正是“专业”影像通常掩饰和要修除的业余部分，但村民影像的裸露和穿帮就像“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成就了另一种影像结构和叙事方式。像张焕财片尾的情绪高潮中的突然电池没电了的峰回路转、戛然而止，简直是天成而人力不可为，多少“间离”的高论和企图都没有这一刻精妙和自然。 　　三个片子中张焕财的尤其不错，可能因为我更熟悉他片中的风土面貌，他村子的鸡鸣狗叫、日升日落、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吃喝拉撒、一年四季非常周到和清晰的被他记录下来，生机勃勃又令人绝望。田间地头、塬上垄下，黑乎乎的人影子成群结队的忙碌着悠闲着，有时像是到了瘴鼠国，有时又好像到了秦朝，鬼魅梦魇。我旁边有人叨咕着“乡村史诗”，我想差不多吧，如果真有这玩意的话，反正我是看大片的心情，真实的收获又哪里是那些所谓大片所能有的。 　　邵大姐的片子给我另一种惊喜，拍摄在这里变成一个村民扛着猎枪在自己的村里村外、田间地头的巡逻和守望。其中和外来的摄像机纠缠的情景让我们看到“我的村子”是一个经常被外来者打扰和打劫的地方。这种摄像机互相之间的关系还是第一次从一个纪录片里看到，第一段出现的电视台是绝对的权力一方，这种绝对的霸权让他们根本无视邵大姐的DV，只需匆匆劫掠一番就扬长而去，却不知道施暴者自己脸上已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王伟的村子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他自己的小屋，还有那个宁死不肯去养老院的老头和他的小屋，两者的对应不知是不是这村子的宿命? 　　在随后和文光的邮件交流中，他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