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中的春水杂识.docVIP

玉器中的春水杂识 　　诞生于我国历史上辽、金地区的“春水玉”和“秋山玉”，源自于“春水之饰”和“秋山之饰”。常见的是玉器正面琢有一只大雁在枝叶交错的荷叶丛中引颈飞窜，以逃避头顶上的东海青的追杀。还有的画面是东海青正在摆琢天鹅的头颅，而天鹅作奋力反抗、展翅跳窜的挣扎姿态。专家曾考证这种海东青捕略天鹅构成图案主题的作品，表现的是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捺钵”、“春水”等弋猎生活的内容。 　　 　　反映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春水”“秋山”玉 　　 　　在中华民族玉文化史上，少数民族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春水玉”和“秋山玉”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大量的实物表明，在此之前，刻画逼真、造型准确的写实性玉雕作品并不多；多层镂空透雕以表现枝蔓交错层次丰富的玉器也只是此时才出现。可谓“前不见古人”而“后以启来者”。这种表现技法也影响至明清，为各类装饰工艺所采用。透过出土和传世的“春水”“秋山”玉可以看见，辽、金、元等国的能工巧匠们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玉器雕刻艺术史上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水平的一个高峰。 　　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封建政权后，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吸收采用汉民族的做法，而且在舆服、器用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在逐步转向定居的过程中有所革新变化并取得很大的进步。“春水玉”和“秋山玉”就是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考察这一时期的玉器可以看到，辽、金三地的玉器中，实用性的制品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的生产占了玉器产能很大的比重。契丹、女真以及后来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同汉族一样喜欢并大量使用和制作玉器。辽、金服饰用玉之盛与中原的差别不大，皇帝公服则“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臣僚亦幅巾，紫衣”。皇后祭服“服络缝红袍，悬玉佩”(《辽史?仪卫志二》)。常服中五品以上官员佩戴金、玉带；武官亦然(详见《辽史?仪卫志二》)。1985年由著名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了一大批玉器，主要有玉带板、各种组合形佩饰及风字形玉砚、玉水孟等。罕见的文物珍品，对于了解研究契丹贵族的葬俗及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墓出土的佩饰，多是组合性的器件。主要有：工具性玉佩，共7件，白玉琢成。上端饰透雕玉莲花，下有金链垂挂刀、锥、挫、勺、剪等工具形玉饰件。动物形玉佩一组，为6件。上端饰以花边方形玉雕，并以极细的阴线条刻划出十二生肖图纹。下面用金莲垂饰蛇、猴、蝎、蛙、蜥蜴等动物形玉饰。还有一串以汉族传统的龙凤鱼为造型的玉佩，由6件组成。仍采用优质白玉，上端是透雕的长方图案花形饰，下端缀系透雕双龙、双凤、鱼龙纹及鱼形饰等。此外还出土有形体肥胖尾部上翘并具有一定动态的玉质双鱼形圆雕器和玉质温润洁白的两只交颈而眠、情深意长的美丽鸳鸯饰等。至于其它一些辽代玉器，也多散见于北方各地。其他如内蒙古宁城辽墓出土的花瓣纹玉带、玉竹节，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牡丹形白玉冠饰、青玉双鹅带盖小盒，解放营子辽墓出的玉飞天等。这些年代可考的出土玉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辽代玉器文化的认识。 　　至于金代，则“礼服，袍、裳、方心曲领、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具剑。乘舆服，间施三玉环，大绶五百首，小绶半之。白玉双佩、革带、玉钩”(《金史?卷第二十四》)目前看来，金代墓葬出土和传世的玉器都比较丰富，有与宋代风格相近的镂空花鸟佩、青玉龟游佩，王藻鱼、玉童子佩等。也有反映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春山、秋水玉饰和玉嘎拉哈等。体现出金代玉器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黑龙江省阿城县金齐国王墓出土的玉器中有幞头巾上的玉饰件(见图二)。均为我们了解金代玉文化提供了证物。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旺盛的社会需求是辽、金等地玉器制作水平不断攀登高峰的重要原因。 　　“春水”“秋山”玉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创作方法的革新上面。从相关的作品可见，它们已彻底摒弃了汉魏以来在玉雕作品中对神灵怪兽等题材的热衷。可谓是“礼”性大减，“玩”味大增。在具体的玉器制作过程中，不再琢磨那种夸张变形的图案和以一些谷纹、云纹、回纹等特殊的符号去表现特别的意旨。而是通过对事物的生动自然的描绘表达出作者的情感。把富有北方民族生活习性，春水大猎的生动场面，装饰在玉雕艺术的画面中，显得清新脱俗，充满生机活力。 　　辽、金、元时期的玉器碾作技艺取得如此令人惊羡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因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春水”“秋山”玉诞生于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治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960年开始，历时274年。在此期间，宋、辽、金既互相攻略又互通贸易，人口、经济、文化交往频密。辽、金等地是契丹、女真与归附的汉族同处。从《辽史》、《金史》可考，在国内汉人聚居的地方就设立汉人的州府。契丹、女真是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民族。仅就辽、金官家使用的带具为最高等级。按照《宋史?舆服志》记载，带方?的玉带具为皇家专用。辽、金带具的等级一如前述。交流与互相的启迪促进使得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