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背后的故事.doc

可歌的研究 可泣的人生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对药品有很大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极少研发出可以占领市场份额的原创性化学药物，到今天仍以仿制药为主，有些重要疾病还依赖进口药品。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希望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以利我国全面健康长期发展。在新药研发方面，国家近年投入大量经费，既为人民需求、也为经济发展。因此，了解我国近代药物研发历史不无裨益。 在抗疟药物研究过程中，中美有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竞争。二战期间盟国为打破日本对金鸡纳的控制，积极寻找抗疟新药，条件好的美国至少有两大药厂和加州理工学院参与，结果在重庆的中国科学家领先抗疟药研究、并促进了美国的抗疟药研发。越战期间，中越美皆因疟疾严重损失战斗力，中美两国科学家竞争研发新药，结果我国成功获得了青蒿素，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成为今天全球标准的一线抗疟药。194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在特定的领域两度领先美国。 重温历史不仅给我们信心，也希望有助于努力改观现状。 青蒿素的传承 因我国的研究而推向全球使用、或影响全球市场的单体化学分子，迄今屈指可数。人们熟知的青蒿素、砒霜、维甲酸，其中无疑青蒿素为最佳，因为从植物的抗疟作用，到分离青蒿素，确定和发现其新颖的化学结构，全部是中国的工作。在多年被国内忽视后，青蒿素近年获国际奖项，自然受国人关注。 青蒿素是1967年开始的“523”计划之主要成果，“523”计划寻找抗疟的途径之一是从中药发掘新型化学药物，研究的主力为1949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 “523”计划并非中国第一次从中药中发掘新药，青蒿素也并非中国第一次找到抗疟的化学分子。1960和1970年代研究青蒿素的思路、途径和方法，相同于中国科学家1940年代的思路、途径和方法。1940年我国一批医生、药理学家、化学家等研究抗疟中药，其代表性人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1906-1967，Ch’ang-Shaw Jang）。当时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卫生实验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张昌绍与同事及合作者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常山，找到治疗疟疾的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生命科学 中医临床基础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药生物工程和分子中药学 在那个年代，只有“为国争光”的集体主义，没有“为己牟利”的个人主义。在197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过“523”大会战，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及化学本质都已经基本上研究清楚了，但为了技术保密，并没打算发表论文。即使发表论文，也是组织说了算，并且要以集体的名义发表。 1972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天然产物化学研讨会上，南斯拉夫植物化学家宣读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他们从青蒿中分离出一种新型倍半萜内酯，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是282！这恰恰与我方分析青蒿素得出的结果相同！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虽然搞对了分子式和分子量，但却排错了化学结构，误以为是双氢青蒿素的臭氧化物（Jeremic D, Jokic A, Stefanovic M. New Type of Sesquiterpenen Lactone isolated from Artemisia annua L.Ozonide of Dihydroarteannuin, presented at the 8thInt. Symp on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New Delhi (1972) 222）。 当然，这个消息我方当时并不清楚，情报也不太准确，原因可能是并未派人参加这次会议，具体情况直到2008年才由第三方人士透露（Posted by Gong Wai Lihm 江威廉 on / at the time of May 3, 2008）。据说，到了1976年我方才听说南斯拉夫科学家正在分离蒿属植物的类似物质，就以为与我方正在研究的青蒿素相同。 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发表论文，为国争光，表明青蒿素是中国人的发明，由当时隶属卫生部的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请示，经卫生部批准，在1977年《科学通报》第22卷第3期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首次发表了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题目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随着这篇“重磅”论文的公开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完全公诸于世，从此我们就失去了青蒿素这个特殊化合物的知识产权。 这是组织决策的“失误”，也是一次重大“失误”！这个决策的背景是我国当年没有专利及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但高层可能既没有想过青蒿素可以申请国外专利，也没有考虑派人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后再做决策。据1986年访问中国的曾研究青蒿化学成分的南斯拉夫科学家说：“即使我们给出正确的化学结构，我们也不会将它开发为抗疟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