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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劳教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2002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把劳动教养界定成为了一种强制教育的行政措施，适用对象扩大到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吸毒成瘾和卖淫嫖娼等行为者。至今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仍然引用此文件。劳动教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到很大积极作用。 　　国务院1957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根据1954年我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制定的。其出发点是立足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些犯有轻微违法行为，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与一部分游手好闲，违反法规，不务正业，但有劳动力的人进行劳动教养，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时隔多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已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公安机关有关条例相继出台，劳动教养制度也有了较大演变，收教重点已转向补充处罚一些犯有违法行为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实际劳动教养对象已成为《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缺位补充，但有关内容仍无法适应已迈入的新世纪法治社会之需要。因此，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已成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必然结果。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 　　一、劳动教养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已不适用市场经济法治经济的需要。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食其力”、“投机倒把”的有劳动力的人进行劳教，当时看来，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在今人看来，“教育改造”无异于强迫劳动。如果今天各地劳教主要用于“维稳”、戒毒等其它目的，那么就需要重新立法，建构适应当今社会需要并反映当代法治理念的制度。 　　二、劳教行为的认定标准极为笼统模糊。按照公安部1983年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劳动教养主要针对“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行为，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实际执行中存在任意扩大趋势。 　　三、劳动教养程序方面的规定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2条规定:“对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从这些程序规定看,劳动教养制度背离了公开原则、控审分立原则、当事人参与原则、听取意见原则、案卷排他原则等正当性的要求，剥夺了劳动教养对象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听证权、申请复议权、行政诉讼权等程序性权利,不利于维护公民的人身自由。 　　四、劳教制度混淆了行政和刑事两类性质不同的处罚。行政处罚一般不得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即便有所限制也仅限于短期治安行政拘留；刑事处罚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剥夺，因而必须辅之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保护。劳教介于行政和刑事之间，实际上非常接近刑事处罚，而劳教制度却将其界定为公安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其行政程序又极为简单，导致公安部门在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监督的情况下就能作出带有刑事性质的处罚决定，无疑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 　　总之，对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其具有深远意义：一是尽管世界各国均无劳动教养制度，但我国却首先开创了惩罚轻微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典范。二是通过劳动改造，在挽救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起积极作用。三是对被收容劳动教养者失去人身自由的羁押，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既能确保我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也可用能来反击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状况和劳动教养制度的百般攻击。从而体现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实质性统一，达到既能适应新形势下与轻微违法行为作斗争的需要，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原则。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