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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运用“善良风俗”在民商事案件中的作用　　目前，在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民俗”至今仍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约束和调节人们行为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表明，很多传统的善良的民俗，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法律资源，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能合理有效利用“善良风俗”调解案件，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可，社会效果也会较好。很多司法界人士也认为，合理运用民俗习惯并使之成为法律适用的一定补充，实际是转变司法观念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一、在民商事案件中巧妙运用“善良风俗”的作用将“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不是说不需要国家法律，而是强调“善良风俗”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和润滑作用。面对多变的社会形势，法律不可能将各种情形都写入法律条文，所谓“法有限而情无穷”。然而，我们法官却不能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而拒绝判案，此种情况下，法官可以遵循善良的民俗习惯作为判决的参考，以弥补法律漏洞，维护公平正义。裁判用民俗习惯阐述情理，有利于当事人对裁判的认可度，增加裁判的认知力、履行力和执行力。将善良风俗引入民事调解，案件调撤率、自动履行率也会明显提高，当事人对抗性会明显降低，申诉和涉诉上访也会大幅下降，将更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而减少当事人对法院裁判公正性的怀疑，提高法院公信力。妥善运用善良风俗来处理纠纷还有利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妥善运用善良民俗习惯，是尊重传统、尊重民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更是司法人性化的具体体现。二、民俗习惯在民商事案件审判中运用时存在的问题就目前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运用“善良风俗”的状况来看，“善良风俗”在审判中被转化运用多，直接引用少；在农村地方基层法院运用的较多，而城市法院运用较少；在传统民事纠纷中运用多，而新型商事纠纷中运用的较少。而且，法官对审判中运用民俗习惯进行裁决存在较大差异，在法律规定和民俗习惯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运用民俗习惯进行裁判，不同地区、不同法官之间在认识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因我国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规定将民俗习惯运用到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具体程序，导致一些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于民俗习惯的运用有所顾虑，不敢用或者不愿用，这是当前困扰法官在裁判过程运用民俗习惯的最大障碍。其次，对善良民俗习惯和落后陋习陋俗之间缺乏统一区别标准。民间习俗多种多样，法院在运用中势必需要对用于解决纠纷的民俗习惯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甄别，而各法院关于善良风俗认定标准的认识尚不统一，因缺乏判断民俗习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具体标准，导致在具体运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再次，对民俗习惯在诉讼中属于裁判规则还是普通证据界定不清。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部分也没有将民俗习惯列入其中。如何在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中进行妥善协调极为重要。同时，对民俗习惯的举证和质证也缺乏规定，导致在程序上无章可循，也缺乏运用民俗习惯相关规范的认定标准。第四，民俗习惯引入诉讼的相关配套制度缺位。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对民俗习惯规范化建设机制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缺少民俗习惯的司法辅助机制，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民俗习惯的调查收集工作，致使法官对民俗习惯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不能将其系统归纳、总结和抽象升华，并运用到审判实践当中。三、应对风俗习惯加以区分，合理运用其中“善良风俗”民间风俗习惯蕴含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家族伦理观念，法官只有真正理解了习俗的文化意义、经济意义，理解其与法律的关系，才能恰当地去理解、适用它。要将“善良风俗”用之于调解工作，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善良风俗”的内容。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人的行为更多的是被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等规范秩序内，从现实情况看，许多人依然偏好用民间习惯来解决问题，但是“民俗”毕竟不是法律，其本身又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良莠不齐、多种多样，将之用于案件调解中来需谨慎，反之将适得其反。要在案件调解处理中将善良风俗引入进来，就要保证善良风俗习惯符合社会的伦理要求，符合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精神、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内容不违背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符合特定地域、特定行业社会公众处理特定社会关系的道德观、价值观，如果良俗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则必须以法律为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民俗习惯时，我们应对民俗保持理性的尊重和包容。民俗习惯的形成经历长期的历史积淀，深为特定地域、特定行业民众内心认同。法院可以通过合理运用个案裁判弘扬善良民俗习惯，否定落后的封建陋习，借此引导民俗习惯朝向先进的方向发展。其次，我们在运用中要去其糟粕加以矫正。适用于司法的民俗习惯应当科学、文明、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尊重民间习俗的同时，法官更应当在裁判中以法治精神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