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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矛盾纠纷综合化解机制建设经验材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法治中国”为中心议题，这是实现国家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指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　　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常态性工作。目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居高不下，单纯依靠传统的手段、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采取与社会协同的方式，在履行政府的职能的同时，充分依靠社会多元力量的广泛参与和社会联动，形成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协同、法治和德治并用的社会治理体系，从而提升我市的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一、创新载体，探索多形式矛盾纠纷化解的方法　　一般矛盾纠纷由村、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复杂矛盾纠纷由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各专业调委会化解，重大的矛盾纠纷由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化解，这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一般规律。近年来，我市上下积极探索，针对重点行业矛盾纠纷突出的特点，在建立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专业调委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物业、网络经济、环境保护等矛盾纠纷专业调委会，实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效果明显。　　同时，加强了在司法过程中的调解功能。法院加强诉调衔接和司法确认范围，如xx区法院积极探索在社区建立法官调解工作室，方便群众，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各类纠纷。检察机关面对大量的民事审诉案件和轻微人身伤害民事赔偿案件，通过检调衔接，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在各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柔性解决治安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缓解了派出所的工作压力。　　二、搭建平台，引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新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所决定的。矛盾多元，化解的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有限的司法、行政资源难以应对解决纠纷的需求。近年来，我市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大力推动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改变了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切实发挥社会组织自治功能。如义乌针对商贸活动多、地域人群复杂、纠纷多的特点，较早地在各类商会建立调解组织，还建立了一支外国客商调解队伍。　　针对我市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市相关部门共同指导建立了“xx市网络经济矛盾纠纷调处中心”、“xx市网络经济法律服务中心”，主要依托市信息产业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相关社会事务交由“中心”处理。一方面，政府转变职能，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协会通过这样的平台，直接参与了社会事务，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还通过建立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增强了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有利于解决复杂疑难问题。该模式运行成功，可以推广运用到其他行业，将一些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公共事务、社会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管理。　　同时，还要大力倡导公民个人通过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近年来，不少地方成立了“老娘舅”工作室，这些纯民间调解形式，具有亲民近民、方便快捷等独特优势，容易普及，今后应大力推广。　　有学者认为，协同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它不仅能解决政府资源缺乏与社会治理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因为，参与度与道德感成正比，许多时候，百姓无权利就感觉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三、互利双赢，营造法治与德治并重的良好环境　　法治是解决纷争最根本的办法，它为化解矛盾提供了一整套缜密而精细的安排。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完善和缺失的情况下，道德可以成为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实践证明，在现实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中，仅靠单个思维、单个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法治是他律，强调刚性规则；道德是自律，注重柔性指引，刚柔相济是解决矛盾纠纷最好的办法。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因此，我们要把社会提倡的道德追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营造向善、诚信、友爱的社会风尚，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　　解决纠纷的高效率、低成本、互利双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迫切需要我们综合施策，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态度，充分发挥法律规范、道德约束、利益调节、社会良俗等作用，综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