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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对域外法文化的三次输入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法文化趋同化和多元化并存发展的时代，如何在趋同中保持本国的独特个性，并实现法的现代化变革，日本的经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范本。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同样可以在借鉴和移植域外法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变革与创新。 关键词：移植；本土化；日本法；历史经验 一、移植和本土化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间的法律制度相互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具体来说，它指“特定国家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以“供体”在法治上的所长去弥补“受体”的不足和缺陷。移植得以发生的首要因素应是世界各国法律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也就是各国法文化的个性，它是由各国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习俗习惯所决定的，一旦形成后并非静止不动了，而是始终处在动态的竞争状态，它的发展要不断依赖于对各种社会法文化信息的多层次选择，这表明移植是一种必然发生的、普遍的、自古至今的现象。移植能否最终获得成功，关键在于本土化。所谓本土化，指“任何国家的法律要发挥其内在的价值、功能和社会作用，必须与其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结合，成为该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遵守。”也就是对受移植的法律进行合理的消化、吸收，将它整合到移植国的法律系统中，使其发挥实效，从而避免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局面。 　　谈到法律移植，我们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日本。大和民族在利用、吸收域外优良文化上可谓最具代表性，可以说，日本法律史就是一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法律文化的历史。“大化革新”时期，通过对唐律的大规模输入，日本法实现了从较原始的习惯法到封建制法的飞跃；“明治维新”时代，通过对西方法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法文化的植入，日本法实现了从封建法向资本主义法的转变；二战后，日本法又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内容，虽然这多半是由于日本战败，迫于美国的压力，出于被动而采用，但最终还是随着日本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融入到本民族的法律观念中。日本不断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赶超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法文化，一贯如一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不断创造了历史上的划时代的飞跃。今天的日本法，已成为兼具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日本传统法文化特色的混合型法律体。 二、日本对域外法文化的三次输入 大化革新时期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封建制初期阶段，无论是法律思想或法律制度，都处在极不发达的状态，与近邻——唐朝的完备、成熟的法文化相比，差距简直不能以道里计，但就是在这种劣势状况下，日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移植精神，在大化革新后的数十年中，逐渐引进了唐律及其法律思想，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主要渊源的完备法律体系。在公元718年颁布的《养老律令》中，更是将天皇的地位抬高到天神子孙的位置，并相应的引进了一套中央控制地方、皇帝一统中央的官制系统，以作为对建立天皇权威的制度支撑。这对于打击当时过于强大的地方豪族的势力，消除分裂，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在引进律典的同时，法律思想被一并引入，如日本学者所说，“七世纪时，参考中国古代刑法《唐律》，形成了自己的律令体制，这些律令是为实现儒教的理想社会而制定的……”，这正说明，日本引进了中国当时正统的“德主刑辅”的礼治思想，并以儒家的“礼治”秩序、“天人合一”、“德治”为理想目标。 　　大化革新后，原来处于部民社会状态，仅有一些简单习惯法的日本，开创了一个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法制完备的新时期。 　　我们考察日本此次的移植成功，可以发现它具备一些内在的促成的因素，如中国和日本在地缘上的相邻，同处东方，于是类似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使得它们在经济上都以农耕为主，而农耕型社会具有一些共性，如人口聚集，流动性小等；在国家起源上又都具东方特色，即以村社和土地公有为基础；在政治体制上同样“倾向于采取专制型的政治运行机制”，而此前的日本正处于地方贵族专权时期，当权者急需建立大一统政权，树立天皇权威，经过实践考验并取得良好实效的唐律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明治维新时期 　　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当时的中国类似，外有西方列强的威迫而丧失诸多主权，内有反幕府的起义和暴动，矛盾重重。但其后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日本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后，实现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并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法，创建本国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当时的日本出现了众多提倡资产阶级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名著，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等，给人们的传统观念带来巨大冲击。而普通日本民众一向就有主动接受外来新鲜事物的性格，学习西方文明成为社会风尚。在不断发生的、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法律改革首先指向的就是关系国家政体的宪法。政府被迫不断加快立宪的步伐，在多次派团考察欧美各国宪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