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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理想、情操及其历史鉴戒 ◎ 陈友乔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惠属海丰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近代史留下了深重的印痕：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他都是不可掠过的；而且，他还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陈炯明是一个坚执“联省自治”政制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把广东建设为省自治的模范，起信于他省，最终实现民主联邦制的统一国家。”[1]尽管他的这一理想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先行者，他矢志不渝，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者提供了历史借鉴。此外，陈炯明还具有颇受赞扬的情操，即深挚的爱国爱乡情怀、坚韧执着的理想主义、鲜明的为政以德思想，这对于当下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独具特色的民主联邦制理想 秉持的民主联邦制（亦即联省自治），是陈炯明理想的中心内容。陈炯明应对时艰，精心策划，提出了一套相当精细的民主联邦制方案，并努力付诸实施。虽然他的这一理想遭受到了挫折与失败，但是，他是民主联邦制理想真诚的信仰者，他的民主联邦制理想及其实践，对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给后来者以有益的启示。 陈炯明希图建立的民主联邦制，是以欧美联邦政制为型范，熔域治、业治于一炉，建立中国式的乡、区、县、省、国层垒而上的五级政制。所谓联治民主制，“简言之，即联乡治区，联区治县，联县治省，联省治国是也。析言之，即全国政治组织，以业治为经，域治为纬，组成五级政制。自乡治以上，各级构成分子均以区域职业两种团体为基本单位，其顺序则以乡自治为基础。由此基础，层建而上，则为区、为县、为省、为国是也。”[2]进而，他提出三建主义，即先建设中国为建亚之台柱，依次建亚洲联邦，使成为建设世界联邦之柱石；再进建世界联邦，然后通过促进建设事业，并协谋国际和平运动以及共建人类共同生活的运动而臻世界于大同。 要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民主、富强，陈炯明力主和平统一为先着。在他看来，统一问题不解决，独立问题等无从谈起，“统一不告成，则国内四分五裂，民族之力量不能集中，且消耗于兵祸，更不足战胜艰难，缔造新国。”[3]而统一又必须放弃武力征服，“以妥协的手段改变其党治、军治的形式”，实行和平统一。在统一方案上，他就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方面提出四纲：统一国军、建立联治、解决财政、恢复主权。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南北妥协，国内势力无论新旧，“在共同生活之中，务须平流共进，一切制度自非协调均平，决不能容纳各方民意及势力之活动。”[4] 独立与统一，是建立民主联邦制的“最大的需要”，是决定国是的基础。“独立不办到，则国际左压右迫，各种必要之机会不能享受，且呻吟于条约，更无由改善环境，增进国际之和平。”[5]陈炯明坚决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若不争回国家生存权，则虽统一告成，亦不能立国于世界；而况旧约之羁绊，一日不能脱离，则内乱之源即一日不能杜绝，国家基础立于倾危，朝定夕乱，终鲜济也。”[6]为此，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退还赔款，取消债务，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杜绝乱源，承认中国民选合法政府，要求列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他强调国家的独立精神，反对“勾结外援，谋专国政”，但主张为了争取国家的生存权利而从事外交运动，“若其国家生存必要的权利，因外交失败为人侵夺而无余，今欲争回之，以确立统一之基础，而有事外交运功者，则不可同日而语。”他深信，独立之后的中国，在“最短时期”，“必能战胜艰难，昂首东亚，而为国际环相重视之国家。”[7] 陈炯明始终谋求政治民主化。他认为，制治之事，以国家组织为急务，而国家组织必须采取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训政、党化教育，主张，“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他指出，国家组织的第一目的在于，“在完成中华整个民族的国家实现其共有、共治、共享之元（原）则。”他提出关于地方自治方面的主张：自治为民主国的基础、自治为自由民之保障、自治观念之进步、自治范围之扩大、自治组织之改善、自治联合之必要、中国地方自治为达到共和唯一之路、中国联治可为世界自治国志模范。他进而主张，“本中国之实况，立民主之规模”。第一期以委员制联立事实的统一政府，第二期产生合法的联治政府，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业治为经、域治为纬，乡、区、县、省、国层垒而上的五级政制，进而建立亚洲联邦和世界联邦。 在谋求国家富强方面，无论是主政广东，还是推行“闽南新政”，陈炯明多有策划、举措。在《中国统一刍议》中，他进行了具体的展开。他认为，财政紊乱与军事扰攘同为中国的两大乱源。为此，他主张解决财政、强国富民的思想呼之欲出，“至于一国财政紊乱，影响经济问题至巨。其所生之弊害，使财源日竭，上下交困，国家有破产之危，人民绝生活之路，而天富产业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