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废止后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和矫正的法律导向.docxVIP

劳教废止后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和矫正的法律导向——基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善后与衔接陈国坤【内容提要】未经法律授权即可对公民实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措施，这是劳教制度最大的制度软肋，也是致其最终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劳教制度废止后的制度设计应当引以为戒，尽量避免“劳教制度已死，劳教式管理模式还在”的尴尬局面。遵循理念先导、制度跟进的规律，未来的制度设计必先契合法治理念。而于刑事法治理念而言，不遵循刑法宽容理念的制度设计必定依然难逃窠臼。故而在改革中除了要关注基本制度的构建和刑事政策的贯彻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刑法宽容理念的培养和倡导。【关键词】法律宽容刑法宽容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的废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被视为近年来一项重大的法治进步。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且多年来一直被行政权力运用的得心应手，要想摈弃其残存影响恐非一朝一夕可见功效，尤其当前处于旧制已废、新制未建的制度“空窗期”。因此早在2013年初中央政法委宣告劳教暂停适用后，替代性处罚的问题就开始出现。如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的数量增加，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劳教类制度依然存在；在罪名适用上，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新型“口袋罪”的适用率也明显上升，而近来多有报道的河南多地建“非正常上访训诫中心”更是直接被指斥为“新型劳教所”，以致出现“劳教制度已死，劳教式管理模式还在”的尴尬局面。由此可见，废除劳教制度还仅仅是形式，只有不断完善后续制度，真正改变劳教中行政权力恣意妄为的生存环境，拨正其权力行使中的理念惯习，并以制度约束加以保障才是劳教制度废止后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密切关注违法行为矫治、社区矫正等后续制度安排，防止这些制度成为其新的“寄主”。　　诚然，这里包含着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理念惯性和体制惯性，然而更为纠结的实际上还是部门利益的进退。这从公安部门乃至一些地方政府在面临全国一致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中仍表现出的沉稳和留恋可窥一斑，毕竟作为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其简洁高效甚遂其心，而且运用的相当熟稔。更直白的说，其实理念在根本上还是基于利益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而利益的根源直接来源于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因此不解决利益的纠结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理念上的现状，但是不在理念上肃清其错误认识也会造成重洗利益格局之后运行上的龃龉。仅就理论探讨而言，利益格局如何界定无缘置喙，但却可在理念更新上建言献策，为劳教制度废止后的改革略陈己见。一、劳教制度的历史困境　　那么劳教制度在其公权力的运行中症结何在呢？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伴随着我们60多年的制度在今天就变成如此不堪了呢？有学者在纵观劳教制度的发展脉络后尖锐的指出：“一部劳教史见证了中国法治与人权保障行进的坎坷与艰难。从对敌专政到社会管控再到治安维稳，劳教制度的意涵不断被修正或被注入新的目标，但其不变的是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紧张。”⑴显然这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对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倡行民主法治的今天，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这就对公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秉持宽容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和维权行为，如上访、提出异议等，动辄用“破坏稳定”、“非法组织”等名义简单粗暴地予以压制，则必然加剧这种紧张状态，甚至可能进而因为个案的不公正而引发民众对于整个法治体系的不信任。　　然而不幸的是，劳教制度一直在某种意义上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既没有权力运行的宽容理念，更勿谈在制度层面的法律宽容。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之外的社会控制手段，被行政权用来单方面、高效率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对于劳动教养的实务部门，也就是公安机关而言，他们保持沉静和不积极的缘由最根本的恐怕还是难以割舍手中已经运用稔熟的权力。从国内学者的实证调查数据表明：关于劳教制度的评价问题，从实证调研的结果看，被调查者对于劳教制度的整体评价较低，不认同其“功大于过”的样本超过半数，只有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人员对其评价很高，选择“功大于过”的人数比例为91％。这或许可以表明，劳教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其独特的作用⑵。显然，这里的“独特作用”对于面临“维稳”压力的公安机关乃至部分地方政府而言，被认为是经过自己价值体系衡量后的可取之道。毕竟劳教程序比较快，县级公安机关就可以自行决定，这对于解决突发性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十分有利，如果把这个决定权给了法院，或者其他机构，在效率上会出现问题，那将会直接影响对于治安案件的处理效果⑶。　　走出这样的困局需要智慧和勇气，但是对刑事法治而言，劳教制度废止后对此类行为的法律规制走向必然会对刑法和刑事法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就法治标准而言，刑事法治是其最低限度的标准。根据“木桶原理”，水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一片木板，而刑事法治就是最短的那片木板。显然如果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