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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贡茶》一书的纠谬 　　近读由巩志先生主编、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贡茶》（以下简称《贡茶》）一书。这是一本学术性、史料性很强的茶史专著。编著者搜集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曾经作贡过的名茶，资料丰富，阐述详细，尤其对福建贡茶的记述更为翔实。该书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但是，瑕不掩瑜，其中“历史贡茶”一节中存在着严重谬误或者说“硬伤”。如不予以纠正，将导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的后果。笔者对缪误之处分述如下，并加以剖析和纠正。 　　 　　一、 断章取义摘引《新唐书#8226;地理志》，误把建置州的年代当成土贡（茶）的年代，从而将长兴紫笋茶的土贡时间“提前”了149年。 　　二、 　　搞学术研究的都知道，在摘录原著引文时，必须严谨，切不可各取所需。然而，《贡茶》一书的编著者，在这个问题上未能严守。 　　现将《贡茶》一书第7页上的一段引文，抄录如下： 　　“民贡：据《新唐书#8226;地理志》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随后有蕲春郡（今湖北蕲春）、义阳郡（今河南信阳）、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及吴兴郡（今浙江湖州），于武德四年（621）贡茶。除吴兴郡进贡紫笋茶外，另三郡的贡茶均为蒸青团茶、饼茶。” 　　先不说这一段“引文”逻辑概念混乱，还夹杂着编者的废话，更加严重的是糟蹋了《新唐书#8226;地理志》的原话。 　　笔者没有去核实庐江郡、蕲春郡等建置州的确切年代，但对湖州吴兴郡则不敢轻信，找了原著核对，照录如下： 　　《新唐书#8226;地理志》（以下称《唐志》）：“湖州吴兴郡，上。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土贡：御服、乌眼绫、紫笋茶、金沙泉……（14种土产）。户七万三千三百六，口四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八。县五：乌程，武康，长城（今长兴），安吉，德清。” 　　《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对一个州的记述，全书的体例是统一的。分为四段：第一段讲州的建置沿革和等级。如湖州吴兴郡（在唐朝初称湖州，天宝元年改为吴兴郡，至乾元又改称湖州）；上，指等级。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说唐武德四年（621）将州治设在原属吴郡（苏州）的乌程县（今湖州市）。第二段讲土贡：御服、乌眼绫、折皂布、糯米、紫笋茶、金沙泉等14种土产。第三段讲户口。第四段县五（湖州所属五县概况）。 　　从上述引文可见，武德四年，仅指唐朝初，建置湖州吴兴郡的年代，与土贡无关，更不可能涵盖到每种土贡产品的始贡年份。 　　为了厘清唐初湖州置于武德四年（621）。笔者查阅了《资治通鉴》和颜真卿的《石柱记》。据《资治通鉴》称：武德四年十一月，唐将李孝恭打败并俘虏了控制湖州、德清的反唐将领李子通，于是年置湖州。《石柱记》载：“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同时，据《唐志》载长兴县的沿革载称：“大业末，沈法兴置长州。武德四年（621）更置绥州县名之，因古绥安县之名，又更名雉州，并置原乡县（今属安吉），七年州废，省原乡，以长城（今长兴）来属。” 　　从上述史料证明：武德四年长兴置绥州（后更名雉州）；雉州与湖州并列。若长兴紫笋茶“作贡”，则在《唐志》里只会记雉州土贡紫笋茶，而绝不会出现湖州土贡紫笋茶的记载。所以，以上史料证实：武德四年只能是置湖州的记载，与土贡之说毫无关系。笔者怀疑庐江、蕲阳等州郡所谓在“武德三年贡”，可能也是指置州郡的时间。 　　为了正确解读《唐志》对湖州吴兴郡置州与土贡的关系，笔者致函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在复函中指出：“《新唐书#8226;地理志》有其特定体例，在每一政区下，先述沿革。然后再记土贡。此后所记户口数，一般以开元二十八年为断。所以在湖州吴兴郡下所记‘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是指改县为州的年代，与下面的土贡毫无关系。而土贡是指整个唐朝的情况，可能指唐初，也完全可能指中唐甚至唐末。无论作何解释，都不可能确定武德四年就以紫笋茶为当地贡品……” 　　葛教授这段准确而完整，并留有余地的解读，一针见血地指出，《贡茶》一书，所谓“吴兴郡于武德四年（621）贡紫笋茶”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长兴顾渚山的紫笋茶、金沙泉究竟在唐朝何年土贡？ 　　据郑无庆《石柱记笺释》引谈钥《吴兴志》：“按唐之岁贡，如乌眼绫、绸、布、?F，唐初所贡量不详。《统记》载，龙朔三年（663）贡布三十端，可见其不多矣。供御服、折皂布与木瓜、杭子、茶、蜜，大历元年至六年（766-771）始进。唯是以两税钱和市供，故不至病民。……紫笋茶大历五年（770）始贡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灿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唐自高祖太宗，以仁慈保养天下，物贡于常，未尝妄取。下迨肃宗，不闻更易，大历贞元之间，荐经兵革，贵官用事，口腹之奉，责贡于远，不惮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