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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人大是我的祖国 作者：尹德蓉 凯雷说：人大是我的祖国。 　　凯雷是人大的诗人。在他写过的神仙般的诗句中这句最打动我，因为它真挚而朴实。 　　上人大是我执拗的结果。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班主任让我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系，父亲要我选择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我乖乖地将它们填作了一、二志愿。填完志愿那个夜晚，我彻夜未眠，有个强烈的愿望在涌动：到北京去上大学！第二天与父亲交涉未果，便以绝食相争，终于在志愿表送到省城去的前夜，老师和父亲“屈服”了，找到教育局长要来据说是最后一份表，我激动万分，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初到人大，发现人大校园居然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转一圈，觉得很失落。过两天到清华、北大校园转转，回来便沉默不语。后来工作到教院，有位同事跟我开玩vv笑说：“你真亏，上大学上了全国校园最小的学校，工作又在全国最小的校园。”校园狭小始终是我耿耿于怀的心病，人大就此在心里打了折扣。开课啦，一看课表，除了专业课外，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政治理论课一门接一门，老师们往讲坛上一站，开口便是人大的光荣历史和传统，于是我们自嘲人大是“马列主义神学院”。 　　失落、失望，只有一头扎进图书馆，疯狂地读书学习。慢慢地，我们开始品味人大。年逾六旬的郑昌淦教授坚持带一年级本科生的专业课，他是老资格的教授了，系里老师都叫他郑老，是历史系创始人尚钺的弟子。尚钺是封建分期说中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分庭抗衡，并因此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和冲击。据说尚钺临终前紧握郑老的手，要他将此学说传授下去，郑老发誓要将这面旗帜永远扛下去。郑老不折不扣地履行着承诺。半杯都是茶叶的杯子往桌上一放，先师的学说娓娓道来，那样子不像是授课，倒像是布道一般，有时打开那一尺多长的大黑折扇摇摇，讲课竟然有了悲壮和神圣的感觉。三年级时郑老亲自带的研究生孙家洲教授给我们上专题课时，观点用的是郭沫若的战国说，这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人大的包容和自由，但不知怎的，当时我还是有种哭的冲动。８０年代??大学校园，形形色色的思潮流行、撞击。一会儿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会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各种讲座纷纷走进了校园，有大家如改革家温元凯、作家张洁、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等在大礼堂讲，有小家如作家李陀、演员许还山便只能占据一个大教室。有时一晚上几个讲座同时进行，我们便伸头从门上小窗瞧瞧是否感兴趣，然后选择一、二个听。食堂也是人们争夺的地盘。常有先锋派诗人将自己激情迸发的诗张贴在食堂四周，然后站在食堂大厅的凳子上手舞足蹈慷慨陈词，我们一边啃着馒头，一边似懂非懂地看着他们。卖电影票、戏剧票的同学则将手写的广告往地上一摊便开始兜售，常常是花５角钱饭票就可以在海淀影剧院欣赏一场北京人艺高水平的话剧，或者是俄罗斯精湛的芭蕾舞表演。 　　８０年代的大学生是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一代。他们从人生意义、个人命运的探讨转到了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思索。那时的我们激情澎湃，女排三连冠消息传来，校园顿时成了不夜城，“中国万岁”、“女排万岁”不绝于耳，男生宿舍里的开水瓶、茶杯都在狂欢中摔得粉碎，第二天小卖部前排队买开水瓶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学之间经常展开中国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讨论，民主、自由也成了大学生们使用最多的词汇。记得８６年秋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刚上大学的妹妹到我这里过周末，恰好遇到北大一群游行队伍在人大校门口高喊：“人大胆小鬼下来！”我的宿舍临街，就在校门边上，妹妹披着一个毯子在窗口张望，不解地问我：“他们要什么呀？”我说“他们要民主、自由。”妹妹睁大了眼睛：“我们还不民主？还不自由吗？你看，我们在这里说话多么自由！” 　　８０年代的大学生是浪漫的，他们是天之骄子，有着博览群书的条件，有着没有疆界的理想。三年级写学年论文时，我第一次走进了库本阅览室，那一排排线装书无言地注视着我，令我汗颜，自己所读不过是沧海一粟。自知底气不足，花了半个月时间成文，到铁狮子胡同找辅导老师交差，没料到平日里和蔼可亲的陈金陵老师盯着我一字一句说：“像这样我甚至可以给你打个优秀，但你没有收获。”我用的许多材料都是二手的，自以为省事走了捷径，不料被老师揭了个底儿。羞愧之下发奋查阅资料二个月，写成的论文《论辽代双轨行政制度》十年后发表在《江汉论坛》，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那时的我们也很狂妄，好像人人都可以成名成家。??次清晨５点起床到图书馆占位，没想到更有早来人将我和女友隔开，忿忿不平总想他要是走了就好。可这位小伙子不识趣，不停地在那里奋笔疾书。趁他借书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奇地看看他究竟在写些什么，却发现他正在写小说。我便在他的稿子上画了一幅漫画：脚站在地球上，头却伸进天堂里。他借书回来时目瞪口呆，我和女友忍俊不禁跑到楼下操场放肆大笑…… 　　上大学时我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