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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牙――织毯村庄的记忆 　　 　　“加牙”二字是藏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问过了许多人，始终也没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唯一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第一位加牙活佛就出在这个村，所以后来这个本名已不可考的西北平原上的小村落便一直延续了“加牙”的名字，直到如今。 　　在湟中塔尔寺，住有加牙活佛，至今已传承到了第十四世。 　　“再逼我织毯子，我就跳下去！” 　　 　　五六岁的时候，杨永柱朦朦胧胧开始有点记忆。白天，爸妈都去生产队劳动，他跟在哥哥姐姐后面玩。晚上回来，全家老少齐动员，织毯子挣钱贴补家用。冬天冷的时候，就把纺车拿到火炕上，脚伸到毡子下面暖和着。长到八九岁，他也能给大人们捻线打下手了，而哥哥杨永良已经是家中织毯的顶梁柱。 　　十七岁，杨永柱初中毕业。那个夏天，他每天五六点起床，像工人上班一样每天劳作八小时甚至更长。20天后，他织出了人生中第一块毯子：长1.8 米，宽75 厘米，卖了240 块，减去工本费和原料费，净赚100 多块。赚来的钱，他又给家里买了些原料、给自个儿交了学费，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当杨永柱渐渐成长为这个家庭固有织毯劳动力一员的时候，某一回他终于织毯子织得累了、烦了，不从于父亲令其继续工作的号令，他撒丫子一口气跑到家附近的一座石桥上，威胁着对追过来的杨怀春说：“好！你要是再逼我织毯子，我就从这桥上跳下去！！！”脾气温顺的他向来最得父亲疼爱，杨怀春被他这叛逆的举动吓坏了――当然，最终他没有或者更多是也没胆跳下去，生活是迫人的，偶尔的小脾气小性儿闹过了，还是要为生存事着想，没钱吃饭，任谁都什么也干不成。 　　高中毕业的杨永柱在村子里算是个文化人，头一回拜访他，我带去两本杂志，未料他翻得异常仔细。隔天再去，他指着两张图片告诉我里面出现的毯子是加牙藏毯。一张出现在9月号《草原骑警》里，骑警们坐在草地上吃午饭，其中一位坐的毯子；另一个是藏式家具选题中，格桑次旦老师作画的场景中所坐的毯子。我佩服地夸奖他看书真仔细，他反过来倒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有些些得意，笑笑说是啊，我上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呢。 　　 　　尴尬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90 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挑战，使得加牙藏毯愈来愈走向了衰落。满当烈透露，藏毯能在国际地毯界独领风骚，就在于它特殊的天然原材料和精湛的手工技艺。由于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现代工业的冲击，一些机制藏毯充斥市场。而手工工艺费力费时，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男青年都不太愿意学习织毯工艺。他们宁肯出外打零工、做服务员，也不愿坐在机梁前学习这已延传几百年的手艺。 　　同时，全球气候变暖，草原沙化现象严重，草质的退化带来了藏系绵羊、牦牛、山羊生存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牛羊数量减少、毛绒产量下降、毛色出现杂质等问题，严重影响藏毯原材料供应。 　　 　　目前加牙村从事藏毯编织的女性居多，男性大多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相比于在家织毯子一天挣得的三四十元钱，远不如打工所获利的诱惑大）。由于男女手上力量的差异，使藏毯的质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藏毯技艺属于家族式传承，技工之间没有系统的教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技艺的失传。一些著名技师相继离世，使部分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比如藏被的编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织了。 　　1996 年，奎思勤（KristianWhittaker）――一个40 多岁的澳大利亚扶贫项目的负责人，来到加牙村考察，一下子喜欢上了加牙藏毯，并希望能给予这种技艺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但接下来他提出的邀请却让杨永柱陷入了两难：他希望杨永柱能带领一批匠人去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织毯，并承诺一定会有广阔市场前景。权衡良久，杨永柱没有答应―离乡背井，去了以后吃的住的都不习惯，再说，“要是万一挣不着钱，咋回来？” 　　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2007 年6 月10 日，经国家批准加牙藏毯被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有报道，青海省已于2002年起“连续召开了3次关于藏毯工艺发展的专题会议，组织培训技工和管理人员，发挥加牙村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群众从事藏毯编织。” 　　此外，近几年来连续举办的青海藏毯国际博览会也为藏毯技艺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更好地保护这项民间技艺，做到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青海省还计划尽早制定加牙手工藏毯编织技艺保护方案，对藏毯的各品种进行分门别类的保护，培养保护藏毯手工技艺的传承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加强培养年轻人。由于家族内口口相传的技艺没有系统的教材，政府还对青海藏毯品种和生产地进行更加全面的普查，建立完整的文字、实物、录像、照片档案；并用藏、汉、英文撰写《青海藏毯志》，形成文字记载。” 　　环境保护更是迫在眉睫，国家对于三江源及整个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大大利于青藏高原生物的生存，使得藏系羊品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