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５则）.docVIP

论点摘编（５则） 　　吐蕃统治时期河陇西域时期的职官问题 　　 　　陆离在2006年第2期的《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有关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文章。文章认为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当地设置了一系列职官，对维护和巩固吐蕃王国在该地区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曾进行研究。此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财税、书记、农田水利等职官的渊源、职能、品级、影响等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吐蕃在河陇西域地区设置的税务官（khral pon）和文书官（yi ge pa），分别负责赋税征收和公文处理、田亩登记等事务。他们在汉文书中被称为判官，与唐朝的孔目官和掌书记有相似之处。营田官（zhing pon）和水官（chu mngan）则分别负责土地分配调整、农田水利管理等事务，按部落大小分别设置不同职数。且有不同级别。他们与唐朝的营田史、都水令等官职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吐蕃营田官对归义军营田使有重要影响。 　　 　　论藏族的“起誓”习俗 　　 　　仁青吉和马宁在2006年第三期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有关藏族“起誓”习俗的文章。文章从起誓习俗的定义和历史入手展开论述，进而探讨了它经久不衰，不断传承的原因所在，并总结出它独特的社会作用。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作者论述了起誓的定义。起誓在藏语中称为：“mnav bskyal ba”或“bro bor”，是藏族社会活动中，为了取得彼此的信任，而就某事所做出的一种口头保证形式，它主要借助神灵的无限威力和因果业报的必然性信仰，实行由内在精神到外在行为的控制，从而达到某种自我约束的效果，以促成誓愿的顺利实现；二、作者从史料、藏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藏族生存环境的特殊性、藏民族整体性格和审美取向的特殊性上论述了起誓习俗的起源和演变发展；三、作者从起誓习俗的心理约束、人际交往的特性，藏民族的民族性格，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方面分析了起誓习俗不断传承的原因；四、作者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起誓习俗对社会的作用，认为起誓习俗是值得发扬光大的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的历史观念和笔法 　　 　　孙林在2006年第一期的《西藏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有关元明时期藏族史书的文章。在元明时期，社会在较长时期保持稳定，学术研究也得到发展，产生了一批篇幅长，内容充实且著述形式多有创新的史学著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布敦佛教史大宝藏论》、《蔡巴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著述，这些史书在结构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内容不拘于常式，王统、教法、世系、传记全部加以包容，为一类大型综合体史书。到了明朝后期。这种著述体裁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藏族史学史的一个著述传统，在写作手法上、谋篇布局、运笔修饰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对后世的史学著述影响深远。作者通过对这五部史书的介绍和分析，阐述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共性，认为：一、这几部著作从总的方面来说都很注重对事实描述的真实性，但各有侧重与偏好，除《西藏王统记》外的其他四部在文字叙述方面注意文字描述与历史的结合，那种夸张、想象的描述比较少。而《西藏王统记》则对于历史在总体符合具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的叙述，相对其他几种著作，比较注重文笔的优美和著述的可读性；二、在历史观上，这几部史书作者均能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他们认为，西藏与中央王朝、还有周边各个地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显示出开阔的历史眼光和心胸。 　　 　　清代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涵 　　 　　马佳在2006年第二期的《西藏研究》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关于清代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文化活动。清代，北京城中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以这些寺庙中的一些活动为中心，渐渐形成了上至朝廷皇室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的一些民俗活动。文章根据有关北京地方的文献记载，简略论述了清代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几项民俗活动，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藏传佛教文化因素。其中，“白塔燃灯”指在北京北海公园琼岛上的白塔，在藏历十月二十五日藏传佛教的传统节日“燃灯节”，点酥油灯纪念宗喀巴大师的活动；“雍和宫舍粥”是指在农历腊月初八由皇家在雍和宫设大锅煮腊八粥，并请喇嘛诵经加持，祭供各庙，赏赐各王公大臣食用，并布施民间的活动；“绕塔”指从正月初一起的春节期间，百姓们顺时针绕妙应寺白塔进行的祈愿活动；“喇嘛打鬼”指北京的各个喇嘛庙在春节期间举行的藏传佛教金刚驱魔神舞，“打鬼”又称“跳布扎”，“布扎”是蒙语“舞蹈”的意思。作者认为，在北京举行的这些藏传佛教民俗活动，主要是由满清皇室的信仰与支持作为推动的，从而带动了京城百姓的追随和信仰；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发展，成为北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已成为北京民俗的一部分；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