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与民本：儒家道统观的现代阐释.docVIP

人本与民本：儒家道统观的现代阐释 　　摘要：由唐代韩愈总结出的儒家道统观主要彰显的是道德仁义合伦、黎民百姓安康的“人本”与“民本”的社会价值取向。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从中西文化精神的意蕴看，“人本”与“民本”都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民本”必须以“人本”为前提和基础，离开“人本”来奢谈“民本”，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本”又必须以“民本”为动力和指向，离开了“民本”，“人本”就会失去其根本内涵而陷入片面。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儒家道统思想进行现代阐释。有助于化解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冲突，在社会治理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关键词：儒家道统观；人本；民本；政绩观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110－04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从太宗到玄宗都奉行“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当时，佛教的兴盛自不必说，就连道教也因其教祖老子(李耳)与皇家同姓而受到格外重视。佛、道的流行引起了一些崇儒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主张排抑佛老。特别是佛教，其不敬王者、不孝父母、不养妻子的解脱主义行径，与儒家注重纲常、尊王孝亲的思想观念是相矛盾的，它既不利于王权政治，也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正是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出发，中唐时的韩愈提出了自己的儒学道统理论。 　　韩愈一针见血地指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原人》)我们知道，“道”本来也是佛道思想的重要范畴，但韩愈所言之“道”与其有重大区别，实际上是对儒家仁、义等社会伦理原则的抽象及其所蕴涵的“人本”、“民本”等人文精神的揭示。他认为，“博爱之谓人(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可见，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义是行为表现，遵行仁义即为道，德则是一种对仁义的内在自觉。照韩愈看来，“老子之所谓道云者，去仁与义之也”，而佛家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原道》)也就是说，儒之道有利于维护君主政治和人之大伦，而佛道的基本思想倾向都是出世的，它们一个讲出家成佛，一个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都只注重个人的修炼与解脱，与现实的人生和社会政治有较大的距离。 　　为了进一步帮助人们对儒学之道的理解，韩愈引用《大学》中的治国、齐家、正心、诚意的观点，指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就是说，正心、诚意是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但其落脚点却在外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内在的道德转化为外在的社会行为，才是儒家的真正目的。 　　在此基础上，韩愈借鉴了佛教禅宗“祖承”系统的思维方式，以历史演变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儒之道代代相传的“道统”系统。他认为，儒家从孑L子起就讲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先王之道为号召，以道的传承自居。可以说，从尧舜直到孟子，儒家之道一脉相传。“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指出，这些儒之道的传人们，或者将道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或者在人格和理论上修道弘道，使道能代代相传。这一“道统”的历史表明儒学之道的产生和实践都远远早于佛老，它理应是华夏文化之“正统”。可惜的是，继孟子后，许多所谓的儒者只注重儒学的皮毛说法，而忽视其根本，结果便导致了儒学的衰微。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就是破除董仲舒以来的经学旧说，以儒家的“道统”为核心，重建儒学。 　　可见，韩愈的“道统”论是对东汉以来中华大地上儒、佛、道为主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一次全面总结。通过其对“儒家之道”的透视，我们发现，正统儒学的精神实质既不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所鼓吹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也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玄学所宣扬的出世解脱和所谓的精神自由，而是个人道德人格和社会责任的真正体现。说透了就是《大学》所倡导的“明明德”与“亲民”，就是道德仁义合伦、黎民百姓安康的“人本”与“民本”的社会价值取向。 　　其实，韩愈所构建和表述的“道统”理论和我们目前所讨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在文化禀赋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少学者通过对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讲话的“政治释义”和“学术解读”，看到了“以人为本”中的“民本”取向，指出：“以人为本”是在新形势下党的宗旨的重申，“是为改革、发展、现代化事业确立了根本价值原则。”然而，在如何理解“人本”与“民本”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直接影响到了对“以人为本”科学内涵的确切把握和深刻领会。这里，笔者只列举两类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