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侨乡喜洲崛起的中坚.docVIP

儒商，侨乡喜洲崛起的中坚 　　成书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的《大理县志稿》说：“至于商务思想，唯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此时，喜洲商帮还正孕育而尚未形成。在滇西，商界的霸主仍属由滇西帮繁衍的鹤庆帮和腾冲帮。因此，《大理县志稿》又有一段表述：“操商业之赢绌，前则江西、昆明之人，近则鹤庆、腾冲之人。吾邑惟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具有商业性质，特无巨商大贾，故终不足以执商权之牛耳。”然而，出乎修志者意料之外的是，在不到二十年短短的光景里，喜洲人在商界异军突起，脱颖而出，成了与鹤庆和腾冲帮三足鼎立、甚而跃居滇西商业霸主地位赫赫有名的喜洲帮。其标志是，以严、董、杨、尹“四大家族”领衔的商业群体的相继出现，从而成就了对白族社会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侨乡喜洲。喜洲商帮的形成与崛起，固然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但正如宋代理学家胡瑗所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具备“最优胜之资格”的人物在喜洲商帮的催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人物中尤以儒商更为耀眼。他们颇具白族特有的传统理念，又深受新儒家思想的陶冶，是一群二十世纪上半叶云南商界的精英。 　　 　　一 　　 　　提起喜洲的儒商，我们不得不提到耸立在喜洲镇中心四方街的“题名坊”。二十世纪中叶，这座曾使喜洲人引以为骄傲的石牌坊被一股勇猛的力量所推倒。据说，当时砸烂这座石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曾有一位工作组长理直气壮地对着它挥起拳头说：“喜洲是地主资本家集中的地方，是封建堡垒。必须彻底打垮，永远不得翻身！”到了八十年代，喜洲人在原址上重建了水泥牌坊，态度颇为暧昧地将这座新牌坊改名为“文明坊”。其实，“题名坊”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的。新近出版的布衣作品《喜洲珍闻纪实》有这样的记述：四方街的“题名坊”是清朝中叶所建，坊额刻有喜洲明清进士、举人的题名，其中进士４０余人，举人及居要职者４０余人。附近有鱼市，按当地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初三，青年男子争相借鱼贩的鱼箅往石坊顶上丢，以寓“鱼跳龙门”。喜洲人还因明清时镇上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举人贡爷数不清”的昔日光彩而一直津津乐道。这确实是一段文化盛况，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稀罕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特有的文化积淀，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竟然会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一点很值得后人深思。 　　正如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一样，在大理，咸（丰）同（治）年间是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光绪初年，洋货始渐输入，打破了大理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加之社会的相对稳定，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喜洲永昌祥商号的洋派人物杨克成先生在《永昌祥简史》一文中说：“杜文秀被清朝封建势力岑毓英、杨玉科等武装镇压以后，新的革命斗争一时未曾爆发，大理地区的农工商业在休养生息的情况下有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商人资本逐渐发展，在太和县的喜洲附近，形成了许多大商人，其中以严、董、尹、杨四家较大，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在解放前称为‘喜洲四大家族’。”加之清朝末期科举制度的衰微，许多白族士人纷纷弃儒从商，他们原有的儒学在商界这一全新的领域中得到了用武之地。即便是像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这样只简单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商人,也十分注重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商业的理念。１９０３年，永昌祥字号创立，其三个主要合伙人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在商号创立缘起的合约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子贡善货殖，从师孔氏圣门，亦系理学名臣，且能持挽利之权。孔孟不言利，是因趋利之心人所共有，特以利示后人。不然，‘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此语出诸孔子之口也，非欤？故圣贤示人利之所在，义必随之，非示人不可图利也明矣。”可见儒家思想的深入商界人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抄录近代白族著名学者喜洲人赵甲南在其《龙湖丛稿》中所记述的几位儒商的资料。赵甲南是一位学贯中西，又具有深厚白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喜洲的历史文化有着独到的研究。其文集中保存有多篇为乡贤撰写的墓铭、墓表、传记。 　　 其一，《子珍严公家传》。严子珍就是喜洲首富永昌祥号的创始人，其本身也是一位儒商。他“性豪迈，幼入塾受学，塾师深器之”，十二岁时，因家贫从商，与人交易，“重道德，不尚智术”，交友诚实不欺，很快发迹。他敏感地意识到“吾国对外贸易，输入常超输出，其损失甚大”，认为“推销国产，利己利国，兼而有之”，于是及时抓住“国际贸易日盛”的机遇，在大理创始“国外各埠之经营”，推销以丝、茶为主的国产，“特加研究，改善货品”，获得巨大成功。他常说：“吾人不能离国家而生存，亦不能离社会而独立。非尽力贡献，则不足以对国家对社会也。”因此，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 　　其二，《杨老先生利浦之墓表》。墓主杨利浦是一位典型的儒商，在严家永昌祥商号的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出身于白族书香门第，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