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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改进读《文心》 　　生活体验之书 　　 　　我一直揣想，在内忧外患频仍的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教育家如何自处？他们又如何传递学问的光与热？要怎样才能在艰困的年代里活得稍微自在一点？要怎样才能在现实的磨练中不放弃理想？盛夏之中重读《文心》，对于这些问题似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文心》里提供了教与学的绝佳示范，经过七十多年仍不显得落伍，可见作者是真正理解人性的深邃，以及生活的真貌。 　　白话文运动以来，文学革命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革命。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唯有脱去陈腐，才能看见新生的契机。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批判旧文化，直斥吃人的礼教，针砭国民性毫不留情。结尾呼喊着“救救孩子”，更是让人痛彻心扉。虽然他并未明说孩子要如何救起，但从教育着手总是不会错。在我的生活场景中，教育改革的口号从来没有停止过，考试与升学制度总被视为罪魁祸首，教改人士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我以为考试本身并无罪恶，眼前罪恶其实来自于对功成名就的过度想象。制度的变革固然重要，却往往不是最根本的。最好的教育必须摆脱功利，从而发现生活的美，让孩子具备实践理想的能力。 　　我很向往白马湖作家群的生活，希望能像他们那样认真地生活、读书、教学，平等而有尊严地维持人与人的关系。1922至1924年间，夏?D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匡互生、叶圣陶等人陆续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任教于春晖中学。这是以大学的师资在办中学教育，他们尽心教学之余，还创办了《春晖》半月刊，发表了许多现代文学作品。后来因为与校长理念不合，纷纷出走，到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来改为立达学园)，用更开放的胸襟来办学。他们既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们不仅在“救救孩子”，更是在帮新中国的孩子想象未来，用爱的教育改造国民性、改变社会。夏?D尊是这个社群中的核心人物，杨牧说他的散文“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他以真性情与人交接，使白马湖作家凝聚起共同的艺术追求与教育关怀。 　　从《文心》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此中有挚爱，所以不忍看着世界倾颓。 　　 　　成长与意义之书 　　 　　夏?D尊与叶圣陶合写《文心》，以简单的故事结构带出教育的重点，“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整个生活的改进”，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此后不断再版，评价极高。书中具体呈现了时代氛围，举凡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皆有所触及。藉着主角人物乐华、大文、志青、慧修这群初中生的眼睛，看见了国语文教育的重要。教导他们的王先生，教书也教人，或许正是一个教师典范的投射，呼应了夏?D尊对人格教育的重视。 　　王先生的敦厚宽和，年轻学子的血气方刚、情窦初开，在书中都有具体的刻划，翔实地记下那个年代的心灵轨迹。整个故事的发展，顺随着时间顺序推进，写出了初中三年的成长与变化。这些青春少男少女，或交相诘问意义，或共同探索答案，让成长主题在他们身上充分呈现。于是我们知道《文心》所要寄托的重要概念，就是在读跟写之中找到意义。人格教育的实践，除了身教以外，还要借重知识体系的传授，语文学科最能担此重任。而阅读与写作，正是语文教育的核心。夏、叶二人合力书写，念兹在兹的不就是提升下一代的语文力。 　　身为白话文运动的实践者，夏、叶两位先生不薄今人爱古人，书中的持平之论如今看来更是气度恢弘。文言与白话、古典与现代、文法与修辞、各体文学之介绍，在他们笔下皆有公正客观的定位，这本书不以工具性为依归，而以创造力的激荡、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作为叙述的主轴。当然，工具层次的运用，也要有适度的训练才行。所以特别以“文章病院”为读者解惑，针砭各种应用语文的毛病。作为写作诊疗，对当下的学子而言，还是相当具有实效的。 　　更重要的是，语文的学习，同时也应该是意义的学习、人文关怀的学习。我在《文心》里一再发现作者的洞见及远见，特别是在语文教材的取择上，书中强调应以文学为主，唯有如此，文学学科才有独立的生命，而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发展到那时，时日尚属短浅，要编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范文”读本，相当不容易。于是两位先生从1935至1938年陆续编写《国文百八课》，由开明书店出版。这个计划原先预计出版6册，每册18课，共108课。最后两册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实在可惜。《国文百八课》事实上只有72课，但是早先出版时即使用“百八课”一词，至今还是沿用原名。《国文百八课》大体上服膺了《文心》中的语文教育观点，这4册72课的选文144篇，其中白话86篇，文言58篇。这也印证了：文学革命必须透过教育，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 　　我一直记得，14岁时读的国文教科书，其中有一课《触发》，就是《文心》的选段。乐华的父亲为了生计远走他乡，奔波劳动之际不忘写信。《触发》就是乐华父亲从远方寄来的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