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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农会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台湾省农会组织具有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对台湾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力图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效应，推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经验，创建大陆农民组织，但这必须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并努力将其建设成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民间自治组织。 　　[关键词]台湾省农会；新农村建设；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侯东德(1973―)，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重庆 400031)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的滞后日渐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并由此衍生出直接关乎社会稳定的农民问题。而农业发展的好坏，与农业经营的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早期的合作社模式，虽然具有集中劳动力的优势，但属于简单集中，最终挫伤了发展的效率。痛定思痛之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那个历史时期，成就了一个奇迹，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农业曾一度欣欣向荣。然而，这种各自为政的个体化作业，无法顺应以规模性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农业的滞后性越来越凸显，而经营结构正是导致其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台湾省的农会组织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它将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一个联盟，却并不损伤他们各自的独立；它类似于行业协会，可以在强权面前合力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它还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能够集众人智慧，推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于是，在党和政府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台湾的经验，在大陆逐步建立起我们的农民组织，为解决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三农”问题助力。本文将在分析台湾省农会组织产生原因、法律地位及实践体系的基础之上，探讨其对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台湾农会组织产生的原因及其法律地位 　　 　　台湾农会起源于一百多年前，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1900年，第一个农会组织就在台北县三角(现为三峡镇)成立。因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所以当时的台湾农会组织纯粹是农民的自发组织。台湾省农民之所以会自发成立农会组织，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三点:一为共同从事拓荒垦荒工作，增加生产收益；二为确保耕作权；三为求减租。”[1](P48)当时的佃农在同地主的斗争中，深感个人力量分散、弱小，为保护自己的耕作权益，改善生活，于是自发成立农会，以期结合众多会员的力量，抗衡地主，争取权益。当时的农会，日本殖民政府尚未加以过问，因此其法律地位还没得到承认，在法律上是非正式组织。 　　台湾农会正式被赋予法人资格始于190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台湾农会规则》。日本政府之所以赋予台湾农会法人地位，是因为日本政府觉得农会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组织，可以在地方农政上起到重要作用，促进农业政策的实施。由此，台湾农会正式取得法人地位，成为日本政府控制的合法法人团体，承担指导及奖励农事业务的任务，在地方农政上辅导台湾总督府。1943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农业会令》对台湾各种农会组织进行合并组合，形成农会组织一元化，各级农业会正副会长都由各级政府首长兼任，理事长由会长推荐经政府任命，业务部门主管亦多由理事兼充，监事由各级农会会员大会选举。农业会已完全失去农民自有组织的意义，成为日本政府的外围经济控制机构。”[2](P54)由此可知，尽管台湾农会受日本政府承认，取得团体法人地位，名义上是农民的组织，实质上已成为半官方、准权力机构，为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服务，属于官办组织，而非民主组织。 　　台湾光复之后，民国政府对台湾农会进行了接收和改造，于1945年召开台湾省农业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监事，以民主方式代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官办制度。台湾农会几经改革和变迁，形成了目标功能多元化、组织普遍化、会员复杂化的农有、农治、农享的农民自治组织，亦为台湾农业政令的基层执行单位。“台湾农会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3]台湾农会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四大功能，各级农会理、监事由会员(代表)选举产生，其中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为自耕农、佃农与雇农。因此，从法律地位上讲，台湾农会是具有广泛目标功能，具有农有、农治、农享特色的农民职业法人团体，具有法人资格。现台湾农会已发展为台湾组织机构最健全、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职业团体组织，共有1个省农会、21个县市农会、283个乡镇市区农会，总计305个单位，会员有69.68万户，赞助会员有25.56万户。[4] 　　 　　二、台湾农会的组织体系与台湾农会的治理结构 　　 　　1.台湾农会的组织体系。根据《台湾农会法》的规定，台湾农会设立乡镇(市)区农会、县(市)农会、省(市)农会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