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社会控制的内化？.docVIP

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社会控制的内化？[摘 要]本文是对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事件报道表现的反思。与国外的信息来源相比，国内媒体表现出明显的拘谨、慎言，乃至于缺位和失语。在不忽视意识形态和他律性“规范”控制之类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新闻工作者是最终制造出这些新闻报道的直接责任者，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他们必须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同时，中国无成文的《新闻法》和新闻审查标准，政府也只能以临时和模糊的“口径”作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再经过各级新闻和官方机构层层过滤，在到达第一线新闻工作人员时，根本无法作为确定无疑和详细的工作章程来指导编报。本文关心的是，第一线的新闻工作人员如何理解甚至猜测来自高层的报道政策，将其转化为融合个体判断和专业主义的实践，即自我审查运作的机制有哪些。 [关键词]新闻；社会控制；自我审查；专业主义；新闻场 就中国的新闻事业而言，下述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历经20余年的改革，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实践，极大地强化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关注的自觉，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来自行业内部（记者协会、报业协会等）和外部（新闻学术网络等）围绕职业操守以及新闻理论等领域的自觉反思。作为一个积极的成果，在新闻事业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型的、体系化的职业理念，即新闻专业主义。从理念构成来看，这种专业主义既包括由于新闻事业社会角色与功能调整而对不同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经验的理论做出的适应性重构，也包括秉持“拿来主义”对国外不同体制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成果的批判性借鉴。 然而，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报道中，例如，9.11恐怖袭击、俄罗斯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和别斯兰人质事件、“非典”以及伊拉克战争等，国内（主流）媒体与国外的信息来源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拘谨、慎言，乃至缺位和失语。对专业主义的理念认同显然与新闻实践本身存在着裂痕。其原因何在？本文将尝试以社会控制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为分析视角，对这个问题做出探索性剖析。 一、规范与事实：新闻事业社会控制的结构转型 谈到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通常的教科书式分析倾向于将其概括为基于施控者的利益而通过社会利益集团、思想文化传统等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限制。[1](P117)此类观点的理论根基来自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的转换，为“社会控制”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表达：一个固定的平台、一个眺望视角，因而呈现一套不会因观察者和观察方式不同而迥异的景观。比如，我们可以历时地梳理出我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散落在各处的社会控制现象，也可以借助国别史的视角，比较、归纳出不同体制、不同传统的现代民族国家对于新闻传播的社会控制的同与异；[2]就中国传播史而言，我们也可以借助大量史料总结出作为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的对可以称为新闻传播现象的社会控制传统的规律及其传承变迁；或者在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如何在应对外来挑战的同时形成自身的制度体系，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新闻传播的社会控制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3][4] 上述表述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单纯强调了对新闻事业社会控制的结构层面，在由政治权力、文化规范、行政监控所构成的控制之网中，新闻从业者及其团队被简化为孤立、被动的客体，是被控制和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但是，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切入对新闻实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新闻从业者是根据自己对价值、现实和环境的理解来策划和实施行为的。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得以平稳实现的前提之一，是主体的认同和参与。在社会学里，“社会控制”这个基本概念同越轨（deviance）行为联系在一起，社会控制就体现为鼓励遵从社会规范防止越轨行为的努力。[5](pp.208-209)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它通过一系列张力作用而呈现出来，体现为一种动态关系。任何一种控制行为都要体现为施控者和受控者之间的辨证关系。由于受控者主体性的存在，权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将其作为毫无能动性的客体来对待，因而“控制”本身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和认可被控者的主体性。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的微观化、体制化和内化，是权力经济的一种“进步”，它将“控制”转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减少了权力实施暴力或受到暴力反击的危险。[6](P218)具体到新闻传播活动，对其的社会控制主要出现在国家暴力机器直接掌控的范围之外，因此控制的效果不在于权力的强度如何，而在于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并嵌入一套普遍认可的合法性话语体系——新闻职业伦理或专业主义诉求。 就中国而言，对新闻传播的社会控制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结构转型，这次转型体现为一种“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振荡与调谐。所谓“规范”，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