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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软科学经典案例：南水北调的半个世纪论证 　　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张基尧，还是一个7岁的孩子，但对北方缺水却有着切身体会。 这一年，毛泽东视察黄河。 　　南方为洪涝所累，北方为干旱所苦。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毛主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此拉开了规划研究的序幕。 　　幼年的张基尧不曾预料，40年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将与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结下不解之缘。从水利部副部长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他亲自参与了后期规划的研究、论证和建设管理过程。 　　调不调，从哪调，调多少，怎么调……这项重大工程决策的出台，从一个设想到付诸实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民主论证和科学比选。 一“定”经历了50年 　　1997年，京西宾馆，国务院召开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常委会议，讨论《南水北调工程审查报告》。 　　南水北调走哪条线？大家意见不一，上东线，上中线，会场上争论不休。 　　其实，早在40多年前，南水北调的规划工作就已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着手相关研究。从长江上游还是中游调，从干流还是支流调，设计了多种方案。1958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江、淮、河、汉、海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加速制定规划。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规划进入论证阶段。国务院认为，南水北调是一项跨世纪的重大工程，“一定要慎重研究，充分论证，科学决策”。为此，水利部成立了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委员会，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基尧便开始投入规划的论证工作。 镜头还是回到京西宾馆的这场论证会。 　　一开始，大家各持己见，认为非此即彼。经过激烈讨论之后，规划布局得到彻底调整：东、中、西三条线并非“你存我亡”，而是实行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分步实施。 　　按照南水北调的整体架构，由西向东的四条横向水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将被三条调水渠道串联起来，从而构成我国“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形成覆盖大半中国的大水网。 　　“最后形成的结论不仅成为大家的共识，也使规划与社会经济实际更加吻合。”张基尧回忆说。 　　2002年，中央审议并通过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张基尧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江泽民说了一句话———“今天就这么定了。” 　　然而，就是为了这个决定，用了整整50载岁月。 　　5部委，9省，24个不同领域的规划设计及科研单位；6000人次的知名专家，110多人次院士参与献计献策；100多次研讨会，百余种比选方案，争论与规划相伴相生。 一方水土养两方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要借用一方水，养活另一方人时，毛泽东时代无法预料的新问题便渐渐浮出水面。 　　张基尧告诉记者，除了布局线路之争，总体规划的矛盾主要聚焦在资源配置、节水、治污和筹资等方方面面。 　　在早期设计中，为满足北方缺水需要，认为调水多多益善。可在论证水资源科学配置方案时，有专家提出，节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甚至节水比调水更合理。例如，部分专家认为，北方地区还有节水余地，城市用水量不一定要那么多。这个意见很快被及时采纳，中线调水量从145亿m3变成130亿m3。 　　通过分析北方受水区的缺水现状，在充分考虑节水的基础上，再确定调水规模，并对东线、中线沿线44个城市编制了水资源规划。这样一来，调水总量也从最初的1000亿m3变成448亿m3，工程规模大大减小。 　　第二个是调水区和受水区的矛盾。早期规划考虑更多的是受水区，却忽视了水源区环境、生态和水承载能力在调水后发生的变化。一个更无法预计的状况是，8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不断增加，水污染严重。有环保专家发出疑问：“到时候调到北方的会不会是一渠污水？”于是，确定了调水必须治污的原则，环保部门为此编制了东线工程治污、中线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治理及水土保持规划。 　　解决了调水量、治污等问题后，规划编制者又遇到了一个经济难题———“谁来为工程买单？”既解决农业用水困难，又保证资金筹措，转换思路的结果是，把调水工程与市场需求结合，通过向城市供水，把以前挤占的农业用水份额返还给农业，让城市买单，把“计划水”变成名符其实的“市场水”。 　　“规划制定已远远超出一个工程项目的范畴，绝对不是水利部一家之言。它吸纳了来自生态环保、经济、地质、农业、物价、建设、文物保护等各个部门数千专家学者的意见。”张基尧说，南水北调工程与以往规划最大的不同在于，并非为调水而调水，而是一项涉及到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度越高，分歧就越少。人们对大型工程科学决策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总量上，减少调水，加强节水；从区域上，分期建设，由小而大；从供给对象上，转向城市工业、生活用水，兼顾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