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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队长”贝肯鲍尔 　　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贝肯鲍尔都是球迷们眼中智慧的象征。他横空出世，定义了绿茵场上的全新位置――自由人；他运筹帷幄，打造了长久不衰的豪门――拜仁慕尼黑。作为球员、教练、球队管理者、足联官员，贝肯鲍尔配得上全方位的赞誉。欧洲人不吝将“足球凯撒”如此至高无上的称号献给他。 　　金钱世界杯 　　谈到贝肯鲍尔的领导才能，还要从1974年世界杯说起。在经历了两年前登上欧洲之巅的荣耀后，西德队厉兵秣马准备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当时的贝肯鲍尔已戴上西德队队长袖标三年，早已是球队的领袖人物。著名足球记者西蒙?库珀写道：“如果你不是德国人，你永远无法理解贝肯鲍尔在球队中的鹤立鸡群。在球场上，他不只为自己负责，还要兼顾其他球员的表现。教练选出的先发11人必须获得贝肯鲍尔的首肯。他就是场上的教练，永远指挥队友的跑位。身为防守型球员，他其实不用做任何防守。”作为整支球队的带头大哥，加之第十届世界杯在家门口西柏林举行，贝肯鲍尔似乎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最新亮相的“大力神杯”看上去唾手可得。然而，1974年的世界杯跟往常不太一样。 　　情况似乎并不像后人回顾历史时描绘得那么完美。西德队在“二战”后被长期排挤，一个欧洲冠军未能撇开世界对德国人的偏见。两年前的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11名以色列运动员遇难。西德总理勃兰特因为东德间谍入侵事件被迫下台，然而巧合的是，贝肯鲍尔的西德队竟然与东德分在同一小组。哪怕在位于马伦特（德国北部城市）的西德队训练营里，战争似乎随时都会爆发。训练营的负责人称：“那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当时西德境内的恐怖组织）逍遥法外，训练营中全是警察。球员们的压抑程度难以想象。”更糟糕的是，队长贝肯鲍尔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随着“二战”后足球运动商业化的大发展，球员们对自身的经济价值逐渐开始觉醒，大部分球员达成共识：为国家队比赛不是应征入伍，需要经济补偿。这种想法在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德国球员中反而来得更加剧烈。毫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西德队球员来踢世界杯，就是为了来挣钱的。著名足球记者布劳克曼写道：“球员们总被灌输，足球是与金钱无关的神圣运动，为德国队踢球是一种荣誉。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成员们没获得任何报酬，他们都是圣人，1974年的队员也该如此。然而，现在球员们谈论最多的是，如果夺冠了，会有多少钱。” 　　问题不止发生在德国人身上，“钱”成了1974年世界杯的一项重要议题。报纸头版用刺眼的“贪婪”一词大肆宣扬球员们的“不当要求”。苏格兰队与赞助商阿迪达斯产生严重纠纷，主教练奥蒙德险些下课。荷兰国家队因为酬劳分歧让主教练米歇尔斯愤怒不已，队中头号球星克鲁伊夫甚至因为签约了彪马而拒绝身穿国家队的阿迪达斯球衣，荷兰足协不得不为此特开绿灯，让克鲁伊夫穿一件“看上去很像阿迪达斯”的彪马球衣上场。球星们变得更加有商业头脑，为自己和自己身后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发声。 　　为队友出头 　　在开赛前五天，西德训练营里因为奖金的事情终于炸开了锅。球员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其他参赛球队的奖金标准：意大利队的夺冠奖金是每人120000马克（接近20000英镑）；荷兰队的夺冠奖金为每人100000马克，相比之下，西德队的人均30000马克奖金简直不值得一提。 　　在晚饭后的休息总结会上，几名球员准备当场给足协打电话，要求把奖金提高至与其他世界强队相同的水平。整个更衣室沉浸在一片压抑的气氛中，球员们好像被锁在了马伦特的集中营里。他们聊起训练的辛苦，对家人的想念，有些人甚至是带伤来为国效力的，怎么能只有这么一点奖金呢？“后面的会议成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塞普?迈尔（西德队主力门将，为拜仁慕尼黑效力18个赛季）回忆道，“舍恩（西德队功勋教练，执教四届世界杯）说我们太贪婪了，球迷要是知道了，会在街上对我们吐口水的。他根本不想为我们做什么。”“爆炸头”布赖特纳（左后卫，为拜仁慕尼黑出场255次攻入83球）的脾气可不太好，半夜回到宿舍后直接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家去。气急败坏的舍恩也坐不住了，他深知组建这样一支队伍实属不易，再向足协要钱，这有损于德国足球的光荣传统。“既然有人要收拾行李回家，我就奉劝你们22个人一起回家吧，我再组织一支预备队来踢世界杯！”更衣室的矛盾似乎已经不可调和。 　　深夜，队长贝肯鲍尔找到了格尔德?穆勒、君特?内策尔（攻击型中场，为门兴格拉德巴赫出场297次攻入108球）和已经装好行李的布赖特纳一起开会。贝肯鲍尔深知，德国足协与各种赞助商签订了多达百余项的合同，赞助总金额达到了一亿马克，只拿出区区一百万马克作为夺取世界杯的奖金，并将“贪婪”的帽子扣在卖命的球员头上，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贝肯鲍尔先稳住了几人的情绪，并表示会为队友们据理力争，向足协交涉。布赖特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