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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倾力支持精神卫生工作、共创和谐社会的行动标志 规范送（接）诊、诊断、入院 两难的境地 立法机关在制定有关法律规范的时候,似乎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如实行强制性的诊断,那有可能会导致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可是,如不进行强制性的诊断,那有可能让精神病患者危害他人的人身安全。 世界各国在立法的过程中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我们不能因为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对社会或者他人造成危害,而对其进行强制性的诊断,但是,法律所规定的有义务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处置的机关,似乎又很难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 不论是疑似患者的近亲属,还是其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都没有法定的诊断资格,在是否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问题上,法律似乎变得模糊不清。  两难的境地 现行法律对于精神病患者危害他人行为的处置主体规定的不可谓不详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正因为是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所以,法律上所罗列的责任主体似乎都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或者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既是一个法律上的悖论,同时也是精神障碍患者保护方面存在的深层次哲学命题。 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精神病患者,或许会突然发难；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狂躁不堪的精神病患者,或许会相对安全。法律所使用的“疑似”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性的概念,而恰恰是这个假设性的概念,让法律上的责任主体陷入两难。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疑似患者所在的单位还是公安机关,都可以把那些危害他人安全的精神病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诊断,可是,对那些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是否负有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责任,的确很难作出决断。 事实上,“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只有当其作出伤害他人的行为之后,我们才能根据其行为对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作出判断。当损害行为尚未发生时,我们可以巧妙地避开,但是,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因为怀疑他人的精神存在障碍,而限制其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十分无奈的选择,但这是一个 文明的选择。我们不愿意看到精神病 患者伤害他人的悲剧发生,但是,在现 代文明社会我们只能被动地做好防范。  医方规范接诊 厘清送诊主体（如实记录） 履行首诊负责制 检查评估 （拟似）诊断 病情严重性评估判断 住院必要性评估判断 提出相关医学建议（包括住院建议） 告知相关权利义务 广州涉案精神病人出逃 2014年20日早上9点45分，一名精神病人从广州市脑科医院逃脱。走时，他脱下病服外套攥在手上，混在其他家属中，从后门悄然离开，去向不明。这名走失病人王某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意识清晰，伴有妄想，曾涉嫌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 广州市脑科医院医务科科长郭建雄：由两名护士陪同患者进行检查，检查完后由护士和其他病房的护理人员进行交接期间，这个患者趁护理人员不注意的情况下私自逃离医院。 22日下午3时许，王某肚子饿到佛山黄岐路边一警务室求助。警务室警察根据其样貌特征认为他很可能是在逃的王某，立即通知广州警方。医院人员到场辨认后确认，下午5时将其带回，在脱逃期间没有暴力袭击伤害行为。目前王某已经回到脑科医院进行治疗。人们 不禁会想患者从医院逃脱，是不是医院管理出现了问题？ 医务科科长郭建雄说，医院对于病人是有严格管理的。 从增城市检察院获悉，王某去年10月28日上午6时35分许，路经新塘一公交站台时，持钢筋击打一名环卫工人头部，致其严重颅脑损伤死亡。10月31日，王某被刑拘。 今年1月6日，由于被司法鉴定为精神病，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增城市公安局将王某送到广州市精神病院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春节前夕，增城市检察院就该案向增城市法院发出《申请强制医疗书》。 增城法院原本定于近期就是否对王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召开听证会。按规定需要王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法院向王某的妻子送达了法律文书，但王某妻子听说丈夫杀人后，不愿意接收法律文书，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不料发生了王某“飞越疯人院”的事件。 精神病嫌犯在医院的监管存真空 新刑诉法规定，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知情人士介绍，如果法院裁定对王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后，将被送到公安局下辖的精神病治疗机构治疗，那里的安保措施很严格。但在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时，公安机关是将其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此时，对精神病人的监管究竟该由谁负责，目前尚没有硬性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存在法律监管真空，将来有待完善。 据了解，广州市公安局设有精神病管治所，由广州市公安预审监管支队负责监管，经由法院裁定强制医疗的犯人才能进来。所内有90余个床位，已经接收了150余名犯人。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医院治病救人是主要职责，走失病人固然要检讨，但对身带刑事案件的特殊患者的看护，不能单纯认为只是医院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