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立法的指导思想的转变精选.pptx

汉朝立法的指导思想的转变一、从法家思想到道家思想背景：从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到秦朝的灭亡，引发的秦末农民起义，再到刘邦、项羽之间的争霸，到最后刘邦登上权力的巅峰，几十年的锋争和战乱使刚建立的西汉王朝贫困交加，刘邦为收拾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就得寻求合理的治国之道，为了生存和发展，道家的“黄老学说”的统治理念就成了刘邦治理国家不二的选择，也正因如此，西汉的政权才开始逐步稳固，也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黄老之术刘邦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黄老学说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流派,尊黄帝为祖,奉老子为宗,故称黄老。汉初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行,故能究万物之情”。黄帝画像老子画像二、 从黄老思想到儒家思想的转变背景：汉朝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复苏和发展,国力逐渐恢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治世,但长期无为而治的政策也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存在,许多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汉朝统治者因此面临着新的挑战。 汉朝建立之初,继续沿用秦朝的郡县制,将全国分为45个郡。由于宗法观念的影响,刘邦开始排斥异姓,分封同姓为王,以为这样就可以巩固刘氏统治。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实行黄老的“无为”政治不但没能使中央和地方相安无事,反面束缚了中央,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原的忧患。汉朝与匈奴的矛盾长期存在,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从未中断过,给中原造成很大威胁。此时的政治局势显然已不同于汉初,黄老思想已无助于统治集团克服这些矛盾,不能满足急功近利的政治愿望,汉武帝也不可能再以消极无为的态度听任西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不愿再恪守“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立法原则。 为了更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汉武帝诏举天下贤良方正纳谏对策 ,这时著名儒生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认为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混乱,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就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否则便无法实行统一。在思想领域中应用一种学说来帮助统治者对整个国家进行统治,而各家学说中唯有儒家讲求“大一统”。他又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既抛弃秦朝法家的严刑峻法,又改变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实行王权大一统,竭力树立君主独尊的政治地位,强化君主至上的权威。董仲舒的建议被采纳以后,随着思想统一的进程,新的法制指导思想也开始逐步形成,汉朝立法指导思想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指导着汉朝以后的立法、司法活动,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是法律制度背后的理论支撑,影响着法制的发展走向和具体内容。儒家思想被立为正统后,中国的法律制度被导向了儒家化的轨道。儒家法律思想的中心是“德主刑辅”,汉武帝以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陆续修订旧律,并制定出一些新律,用暴力全面巩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严惩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贼盗犯罪、维护封建的婚姻家庭关系成为法律最主要的内容。孔子画像三、汉朝的立法思想转变影响汉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从消极的无为走向积极的有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作为封建的立法指导思想,它必须要能够充分体现统治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并以最恰当的形式来加以体现,能够为人们广泛接受。儒家学说正是顺应了在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血缘关系、宗法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心理和传统,因而在汉代得以复兴,其主流法律思想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不曾有过动摇。西汉王朝从黄老思想到儒家思想的转变,开始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进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转变,从此,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司法活动都是依据儒家的指导思想、行为模式进行的。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此后的历代法制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法律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