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精选.docx

论《诗经》 —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风与雅》序文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 2500 — 3000 年前。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田野上有一头獐鹿死了／我为它裹上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解开缠裹的白茅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得光光 ／不要弄破我的围裙 ／不要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像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设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己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诗体是起源于《诗经》的。）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确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2 我在本书中的译解，在内容、涵义、语义和语境上，力求对原文作出准确的对译。《诗经》是如此著名，但是正如《易经》与《尚书》，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得到真切透彻的解读。 严格地讲，诗是无法翻译和诠释的。例如“东山”一诗，描写一个战士在久历沙场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原作仅用了十六个字描写当时的气氛：我徂东山 ／慆慆 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我将其译成： ／我出征去东山 ／遥遥不得归来 ／我自东方归来 ／天上细雨濛濛／我已无法将其更加简化，字数比原文多了几乎一倍。但是原诗中的一个“徂”字，包涵着到达、阻滞、滞留的多层涵义。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之而同时兼容这样一种复杂语义结构的词。 又例如“零雨”二字，包涵着冷雨、碎雨、细雨、雾雨的多种涵义。“濛濛”二字包涵着“雾气”、“水气”、“迷茫”、“雨雾交集”的复杂意象。 在这种复杂意象之下所呈示的，是一个远征回乡的战士，在故乡土地上所嗅到的包括泥土气、雨湿气甚至青草气和粪土气在内的全部乡土气息，以及由此而唤起的全部情思——包涵了忧思、喜悦、哀愁、悲凉相混杂的层层情绪、心理和意象。所有这些，是任何现代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以同位的现代语形式全面转达出来的。的确，好诗无法翻译。 就这一意义说，我这本书只能是对《诗经》这部伟大经典一种主观的现代诠释。我解译和诠释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道桥梁，或希望提供一种正确的向导而非误导——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就我已读过的多种现代译本来说，那种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而却极其勇敢而浅妄的误导、误释及误译，实在是太多了。（王国维承认：“《诗》、《书》之不可解者十之二、三。”胡适承认自己“还未到读经的水准。”此皆实事求是之言。） 近几十年来，主流历史学家给我们描绘的商周时代是一幅阴郁黑暗压抑的所谓人吃人的“奴隶制时代”。然而在《诗经》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浪漫且充满诗情画意的时代。 我希望尚未深通于古典汉语的读者能通过这一本书之译文及诠释走进《诗经》的本文和本体，从而走向我们民族先祖们博大深厚的精神世界，走近我们先祖所缔造的辉煌的远古华夏文明。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 2500 — 3000 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3 《诗经》是上古诗歌之总集，亦是中国最古老之个性化的自由文艺创作。其书包括十五国风、大小二“雅”、三“颂”；共计三百零五篇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距今约 2500 — 3500 年前，亦即约当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一千年间。 这三百零五篇诗歌，被分为三体，即“风”（十五国风）、“雅”（小雅 / 大雅）、“颂”（商、周、鲁三颂）。 朱熹云：“凡《诗》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风”多数来自民间，是上古的情歌与民歌。“雅”是贵族士君子的献诗。“颂”则是歌颂先祖的史诗。 孔子云：“《诗》言志。”“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序》申释其义云：“诗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