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傲立“翠岗”.docVIP

“红旗”傲立“翠岗” 　　清晨抵达上海下火车时，马瑜告诉她：“上海的黄包车可和北京不一样，是双人座，咱们得同坐一辆车，你不要不好意思。”于蓝还笑着说了句：“当然得入乡随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黄包车，于蓝仍然感到有点不自在。 　　 　　 　　独辟蹊径惹非议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26个城市举行了“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20部，检阅新中国电影事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翠岗红旗》。它主要描写的是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翠岗的红军战士江猛子的新婚妻子向五儿，其父亲、妹妹均遭敌团长萧镇魁迫害，自己也被迫改换名姓流落他乡。为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向五儿到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妈，她多次帮助游击队免遭敌人袭击。影片临近结束已是1949年，身为解放军师长的江猛子率队剿匪重返家乡，萧镇魁企图以险死守，被抓上山的向五儿设法让儿子小鸿下山汇报情况，将敌军一举歼灭，一家人终得团聚。 　　应当说，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堪称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该片为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历史电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内容，是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为赢得广大观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的一种叙事策略，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 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后来有曾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作者坦言，当初头脑中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模式”， 对任何人物都凭着一些“条条”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万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主义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了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杜谈作为编剧曾在介绍创作经过时有所检讨，称自已写了“硬骨头和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听了很反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在发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驳。直到多年以后了解到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别是知悉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主要领导者之一有“左”的思想，极力反对才改为摄影奖，这时于蓝才恍然大悟作为党员作家的杜谈当年所以要做那样的检讨，是迫于强大压力而不计个人得失，由此更为敬重这位虽勤奋写作但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老同志。 　　 　　真正缩短了距离 　　 　　像当时通行的做法一样，《翠岗红旗》的摄制工作，汇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担任导演、摄影的张骏祥、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正是这两支创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该片的创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由于编剧杜谈的大力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白衣战士》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当一直在北方生长的她和马瑜一起动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不禁兴奋而又紧张。清晨抵达上海下火车时，马瑜告诉她：“上海的黄包车可和北京不一样，是双人座，咱们得同坐一辆车，你不要不好意思。”于蓝还笑着说了句：“当然得入乡随俗了！”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