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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人民的胜利》的上映之路 　　1950年春，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亲自提议、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内蒙春光》(后改名《内蒙人民的胜利》)，展示了抗战结束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解放，广大干部在新区开辟中发动群众、争取上层、孤立敌人成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军进犯的历程。影片的创作和拍摄进展十分顺利，于1949年的仲夏开始外景拍摄，初冬下雪回到东影再拍内景，至1950年初就完成了摄制工作。这部由王震之编剧、干学伟导演、恩和森主演(饰牧人顿得布)的影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首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 　　《内蒙春光》很快通过审查，在首都长安戏院隆重举行的首映式上，得到各界领导的好评。专程携片赴京的导演干学伟，对于自己首次执导的影片能够获此反应非常高兴。不久，他又突然接到中央电影局通知，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还有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对涉及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关领导部门非常重视。当天夜里，前来复审的有关部门领导对于道尔基王爷的描写，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片中的这个王爷形象，不仅对奴隶非常残忍，踩着奴隶的背上马，还受国民党的蛊惑和挑唆，将特务暗藏在喇嘛庙里，并与之勾结准备派人刺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干部，后来王府遭到国民党败兵的抢劫，王爷也被败兵用冲锋枪打死。有关领导看了以上情节后，认为王爷最后死在了国民党败兵的手里，如果这个情节让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看了，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误解，认为共产党是“借刀杀人”，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所以影片需要停映。 　　几天后，干学伟再次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这部片子。过后他了解到，原来是参加审片会的阳翰笙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内蒙春光》停映的事情，总理指示文化部召集有关人士集体看片进行座谈。 　　5月7日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以及电影、戏剧界的领导和专家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老舍、曹禺、赵树理、丁玲等一百多人相继来到北影厂大放映厅。不一会儿，总理步履轻捷地进入放映厅，电影局长袁牧之向总理介绍说：“这就是《内蒙春光》的导演干学伟。”总理立即有力地和他握手，并让干学伟坐到他身边。在随后看片过程中，总理还与干学伟有过几次对话。随着片头字幕出现很多蒙族演员的名字，总理轻声问：“这么多蒙古族演员，好，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干学伟回答“有内蒙古文工团的，也有个别同志是骑兵二师的。”总理说：“对，拍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就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影片放到牧人顿得布去找他的爱人、那个牧羊姑娘唱起牧歌，总理很感兴趣地问：“曲子是当地民歌还是创作的?”干学伟说：“是在民歌基础上加了点工。”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 　　影片放完后，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不少人赞成修改。听完大家各抒己见，已到深夜两点多钟，周总理站起身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着会场，亲切而又略显严肃地说：这部影片无疑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错误的地方。成功之处在于其艺术上的深刻动人和技术上的相当完整，因此成功应归于编剧、导演、演员等工作的同志们。它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领》中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中的错误应归于领导。片子文化部看过，电影局属于政务院，我也有责任。最后他宣布这部影片决定修改，并请在座的同志们多提建议，给予积极的扶植。 　　对于总理的分析和批评，与会人员都感到非常透辟，干学伟更是深受感动和教育，散会后当即向总理表示，一定认真地将影片修改好。 　　东影迅即安排主创人员认真进行修改、补拍，全片原有54场戏，改后保留28场，加入重新拍摄16场，以及部分修改的10场。在修改后的影片中，蒙族的王爷由原先与国民党勾结，坚决反共反人民，最后没有好下场，改为在国共两党之间一度犹豫不决，后经共产党人苏合与爱国进步的蒙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影响，站到拥共反蒋阵线一边，最终醒悟成为党争取过来的对象。 　　改拍完成的影片经过文化部审查后，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陈波儿又让干学伟再送请总理审查。看完片子后，总理表示对影片已没有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看一看。于是，影片又经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看了。主席提出两点意见，并认为《内蒙春光》的片名不好，让编导改一下。干学伟转请主席改一个片名，仅一天后就获告知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最后确定以此为正式片名。 　　经过精心修改后的《内蒙人民的胜利》，成为一部正确、真实地体现民族政策的影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