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加的“中国渔夫”.docVIP

阿拉斯加的“中国渔夫” 　　晨曦/责任编辑 　　 　　半年前,我搜集一份关于中国渔民在海外的素材,写信给美国西雅图的华裔朋友苏丹,询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韩冬的作者。因为我曾在西雅图一个华文网页上看到一篇署名“韩冬”的文章,文章作者自称在海上工作,于是就想采访他。苏丹是当地中文报纸的副刊主编,我想她可能认识他,或者给我一些线索。 　　那时,正是6月天气。苏丹回信说,她当然认识韩冬,每年夏天韩冬都去阿拉斯加,已经连续20多年。那是一种严酷的海上生活,根本与普通人心目中一边工作一边游览风景优美的冰山雪川不一样。而且,这段海域曾经经常有海盗出没。立即,我心中便对这位漂泊在海外的“中国渔夫”20年的海上生活充满了憧憬,想象着他在真正的海洋中那传奇般的历险。 　　 　　我询问韩冬的联系方式,苏丹告诉我,不巧韩冬已经出海了,大约一个月后才会回来。苏丹向我细述了韩冬的故事,让我惊愕的是,韩冬竟是她的丈夫!瞬时,我只觉得一个遥远的长镜头瞬间变成了特写,好像一个久违的朋友,一下子跳到我的面前。 　　25年前,韩冬第一次从中国福州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荷兰港机场。云雾蒙蒙,隐隐约约的群山好像要突围而出,把他夹在中间。下了飞机向前走去,只见一所陈旧的木屋,有五六只芦花鸡在屋前东啄西寻走来走去,他们就在那里等候行李。荷兰港发展出了巨大的水产工业,最出名的鱼是大比目鱼、鳕鱼及鲑鱼,这里是阿拉斯加明太鳕的主要集散地。大多数美国捕捞船在此卸货,每年都有百万磅的水产品运往世界各地。如今机场跑道铺上了柏油路面,喷射客机波音737也能起降了,荷兰港成为了美国北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海军空军基地。 　　起初,韩冬在阿拉斯加渔业科学中心工作,家住在西雅图。很多在阿拉斯加工作的渔夫和科研人员都像他一样住在西雅图,因为阿拉斯加没有西雅图繁荣,生活不够方便。美国从1977年施行渔业保育及管理法案以来,海岸线200海里以内的渔业资源都在美国的管辖之内,西半部则属俄罗斯。资源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评估及资源调查,韩冬就是做资源评估和调查的。 　　每年夏天,一艘由联邦政府租赁的捕鱼船在荷兰港口等着他们。船上除了船长、厨师、驾驶员和两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们5个研究人员。船上的房间是给捕鱼者居住的集体宿舍,一间房有四五张床。韩冬和研究伙伴收集渔业标本,每次时长3个星期。 　　韩冬的航海生活开始于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到船上去实习。出生在中国福州的韩冬,从小便想当航海员,可是阴差阳错读了生物系,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读渔业专业,终于梦想成真。但是,等他踏上海域,才知生活并非如他想象。真正的海洋无边无际,水浪加水浪,风暴裹风暴。尤其在白令海,没有蓝天,没有太阳,雾蒙蒙雨蒙蒙,好像视力出了问题。除了偶尔飘过的海鸟,就只有自己脚下的一条船。当时,有个年轻的研究员去了第一次后就不干了,回来辞职换了单位。 　　第一次出海时,韩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晕船,所以毫无准备。以前,他在福州的淡海钓鱼时有过晕船的经验,以为也就不过如此。可是,海洋上的晕船,是他不敢想象的。首先是头疼,然后是恶心,胃里不舒服,想吐却吐不出来。他赶快躺下来,这才感觉好一点。这个“下马威”确实令人心焦,后面的日子怎么过?接下来,他发现躺着也不行了,非得吐出来才觉得舒服。他准备了一个大塑料袋子放在床头,以备晕船时的不时之需。他硬着头皮去干活,一边干一边吐。因为不干活的话身体就调整不过来,那就意味着海洋生活的终结,就像那个离职的研究员一样。多年以后,即使晕船有所改善,但呕吐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韩冬在甲板上工作,刚吃下去一个汉堡,不到5分钟,全部吐给了海洋生物。他的一个伙伴甚至没来得及感觉头晕,就把午餐全部吐在了工作台上。 　　收集资料的工作是繁重的,每到一个区域就要下一网,每网就是几千到几万磅的水产资源。需要分类、记录,给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渔业管理部门根据他们的数据,规定某种水产每年捕捞的范围和产量。大海在他们手里是可以掂量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海洋资源就会枯竭,且不说人类的后代将没有水产可吃,地球的生物链也将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夏天的白令海并不像阿拉斯加那样阳光明媚,也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温暖舒适,天是灰的,海也是灰的。海上生活单调无味,每天穿厚厚的冬装,外套、雨衣、雨裤和雨帽,手戴两层手套。他们把鱼捕上来,作出统计之后,留下标本,其余再送回海中,天天忙得天昏地暗,两手沾满了鱼腥的粘膜。比目鱼离水后仍能生存较长一段时间,它们总是上下扭动身体,把工作台搅得天翻地覆,溅得他们满身满脸都是水。有的工作人员实在受不了,就用拳头狠狠地把比目鱼“修理”一顿。 　　虽然辛苦,但与当年的海盗甚至今日的渔夫相比,他们还是优越的,至少有足够的食品,还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资料记载,海盗吃的食物是一种用麦粉搅成的糨糊,一周吃一次用盐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