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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南京印象 　　[摘要] 作为战争片，《拉贝日记》采用了不恰当的高远视点，以至忽视了中国难民的真实存在：其次，作为失职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人格化身的抽象父亲形象，因与具象的清纯可爱的女儿形象缺乏对等关系而显得突兀怪异。最后，琅书，这位用白描手法勾画的正面中国少女形象，因其对父亲的单一仇恨情绪与不知感恩的品德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 　　[关键词] 虚设群像　父亲　女儿 　　 　　影片《拉贝日记》讲述了一个德国纳粹商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如何挽救25万人生命的故事。这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于2009年4月29日公映，尽管德国籍导演傅瑞安?加仑伯格并不认可这样的类比。看完全片，笔者终于明白导演否定这种类比的理由。以下将从群像、父亲、琅书三方面切入影片进行分析。 　　 　　群像 　　简爱曾对罗切斯特说过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对白：“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她和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我们穿过坟墓共同站在上帝面前”。地位卑微的简爱即使面对比自己高贵得多的主人，也勇敢而不失体面的维护自己作为家庭女教师的尊严。相信这段话会使任何试图有意或无意忽略地位低贱者的贵人都心生敬畏。当我们用简爱这份从尘埃里也要开出花朵的人格力量来审视《拉贝日记》的群众形象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纵观全片，《拉贝日记》的群众形象给人留下的只是活道具的苍白印象。他们是一群缺乏情感穿透力的黑压压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创作者将以德国人拉贝为代表的负责安全区工作的外国人当作上帝，而将陷入恐怖战争的中国难民当其子民!这位上帝(拉贝)有感情，身体会染病，更会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用弹奏钢琴来释放情绪。而中国难民会什么?他们只会在纳粹国旗的掩护下像仰望太阳般仰望大恩人拉贝。尽管安全区的中国难民是被救助的对象，但这并不丝毫降低他们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与德国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与施救者是同等的。而影片从头至尾只会站在施救者的立场激情挥洒笔墨，以至将被卷入不幸战争的中国人民置于被动的冷眼旁观的境地，他们会做且只能做的是仰望、聆听、瞩目与鼓掌。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中国民众”被不幸的无限虚化、弱化以至形同虚设。 　　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评论界在将解冻后的艺术作品与斯大林时代的艺术作品进行对比时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语：“我们今天的电影与斯大林时代个人迷信极盛时期所造成的所谓‘影片寥寥无几’时期的电影有什么区别……在艺术中一切都由艺术家的观点来决定，要看艺术家从什么角度来看自己的主人公。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影片(虽然即使在那时，偶尔也摄制出了一些不坏的影片)都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感觉：仿佛是，艺术家选择了几乎是九霄云外的高空来作为自己的了望台。他看到了‘远处’和‘远景’，还有其他许多肉眼所看不到的西。但唯独人，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在同一些街道上行走、同时作为艺术作品的唯一研究对象的人，却已经落在他的视野之外。‘高空’妨碍了他。”可见，关于电影创作的行动规则，前人早已论述得十分精当恰切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高空视点”也无一例外的深深削弱了《拉贝日记》的群像塑造效果：因为要对居住在宽敞明亮的公馆中的高贵救助者们做最细腻、最真实、最连贯的情感描刻，故而那些密密麻麻来往穿梭的难民们便被无可争执的熔铸成一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他们安静本分的呆立在没有轮廓光的黑暗背景中，只是为了更加提升前景人物的立体效果，同时为那些终日为安全区殚精竭力工作的外国友人提供挥洒爱心的载体，那些索然无味毫无表情的中国难民与士兵们在富丽堂皇的布景中被摆弄着，造型着，最终成为一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活道具。 　　相比而言，那些在表现群像方面的优秀战争片会时常令我们感动。前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讲述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影片虽以“一个人”来命名，但实际刻画的是在战争中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苦难遭遇。与拉贝不一样，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历经千辛万苦存活下来的普通人的故事，主人公索科洛夫不具备救助其他人的能力，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影片匍匐于普通人的身心创伤，细腻真切的表现出在非常处境中人的生存景况。一次，主人公索科洛夫与一群人被德军俘虏并被驱赶到一间教堂里过夜。德军命令他们在天亮前不准出教堂，这时，一个俘虏突然喊到自己要大便，他急切的在教堂里四处找出路，旁人让他就在教堂里大便，但他是个信徒：“怎么能在教堂里大便，我不能亵渎教堂啊!”于是他拼命拍着门想出去，这时只听到一声枪响，他倒下了。在此，我们震惊的看到人的肉体所无法消灭的物质局限性在宏大战争中被凸显出来，这是众多战争片所不具备的对人的血肉之躯的观照和怜悯。我们从熟见的浓烟大炮、冲锋陷阵、红旗高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