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PDF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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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9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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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PDF

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

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 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 黄德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 提要:本文通过评介国家豁免、国家元首特权与豁免、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重点阐述外交特权与 豁免的理论依据,深刻分析各种学说,认为欲全面解释现代国际法赋予特权与豁免的理由,在注重代表性说和 职务/职能需要说的同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国际法;特权;豁免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是指有关国际法主体及其机关、官员以该国际法主体代表身份在 接 受国为执行职务/职能所享有的一切优惠权利和豁免。特权与豁免两个概念不易作出精确区 分,大体上前者指所享有的超越接受国赋予其法人与自然人的权益,后者指所享有的免除当地 法律条款的待遇。两者针对的分别是东道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1 。现代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 度,与其说是国家管辖权的一种例外,毋宁说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这一点已经为联合国国际 法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所承认[1] 。特权与豁免不仅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且是一个矛盾统一 体。它包括着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侵犯特权与豁免,这严重损害了派遣 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滥用特权与豁免,从而违背了有关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害 了接受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交往。因此,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 免制度既涉及到两种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传统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包括国家豁免、国家元首的特权与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 除此之外,现代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还包括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本文通过评述各种 特权与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重点论述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认为欲全面解释现代国际 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在注重代表性说和职务/职能需要说的同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家豁免、国家元首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  从历史渊源来看,国际法上各项特权与豁免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平等者之间无统 治权” (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par in pare m non habet juridictionem ),国家豁免深深地影响着外交特权与豁免并进而对其他特 权与豁免制度产生影 响,直到现在,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一)国家豁免同外交特权与豁免之间的关系  早在1954年,劳特派特在考察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外交交往与豁免的题目时就指出: “如果编纂使命仅限于整理和重申传统实践而对诸如国家、政府和外国武装力量等其他豁免领域 出现的新发展不加以考虑,那么这不仅会对编纂使命产生误解而且会将之引入歧途,因为实践 表明这些豁免不可能对外交豁免没有影响。”2尽管国家豁免和外交特权与豁免之间存在联系, 然而,对于两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实质关系,特别是在现代国际法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 动关系等问题,却存在严重争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题目 1 特别报告员苏查利特库尔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职务需要说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主要基 础,因此它并不受与国家豁免同样原则的支配3 。 但是,就代表性说继续作为外交特权与豁免 的理论依据之一而言,国家豁免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基础以错综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换言 之,从定义上看,赋予“作为国家代表” 的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的限度,应仅限于与赋予派遣 4 国的同样的特权与豁免,除非职务需要说可以作为给予特权与豁免的专门理由 。 近期国家实 践表明,国家豁免领域的新发展与外交特权与豁免具有内在联系。  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代表性说理论的发展来看,它与国家豁免产生于同一渊源,即派遣国 或 其君主的主权。这种观点早在16、17世纪已为国际法学家所采用。1758年,瓦泰尔写道:“ 对 主权者的适当尊重应反映在其代表尤其是大使身上”5 。18、19世纪的国家实践也反映出,外交 代表的特权与豁免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主权、独立、平等和享有尊严原则。1812年,美国法官马 歇尔在Schooner Ex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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