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圣女赵一曼.docVIP

东方圣女赵一曼 　　赵一曼生于1905年。秋瑾就义之时，这个生于四川宜宾翠屏山的女婴刚刚两岁。父亲李鸿绪是乡村医生，最早为其取名李淑端，上学改名为李坤泰，后来赴东北抗日联军时，她化名赵一曼。儿时，赵一曼爱听大人摆龙门阵，对梁红玉、穆桂英这样的巾帼英雄甚为敬慕。 　　1924年夏，一曼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开始了革命生涯。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党组织保送一曼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她和战友们正式穿上军装，接受队列、射击、投弹、班进攻、排进攻之类的军事化训练，一曼对射击情有独钟，步枪、手枪、机枪，立射、跪射、卧射，练习得样样精通。很快，她和女战友一起加入了叶挺独立师的行列，开赴前线，参加战斗。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为了保存和培养干部，组织上派一些骨干秘密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9月，一曼与40名青年人乘一艘悬挂苏联国旗的商船从上海黄浦江口鸣笛起航。第一次乘海轮，一曼晕船，呕吐不止，一位和善敦厚的湖南青年陈邦达（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主动关心她，端茶送水，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当结束海上行程抵达苏联时，两人已互生爱慕之情。在中山大学，一曼有了个漂亮的俄语名字：斯科马秋娃。相恋半年之后，1928年4月，陈邦达与赵一曼回到上海。后来，陈邦达在《忆一曼》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四个多月了。我建议她解怀以后再回国，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为了照顾她，我又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 　　1928年年底，党组织派一曼去宜昌从事地下工作，这期间她在人地生疏，极为艰难的环境里生下了儿子――宁儿，取名“宁儿”，她期望儿子将来的生活“安宁无事”。此后几年，一曼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到九江、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她领着儿子讨过饭，被敌人追捕过，也曾在儿子脖颈上套过草圈，佯装成沿街卖子的穷妇，期间的经历绝不是“艰难困苦”几个字所能道尽的。“九?一八”事变后，她被派往东北工作，临行前，她将3岁的宁儿送到武汉的亲戚家里，一曼是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 　　1934年春，一曼被派往珠河建立农民自卫队，次年，自卫队编入东北抗日联军，一曼又兼任抗联第三军二团政委。关门嘴伏击、侯林乡突击，一曼指挥有方、英勇善战，日本当局称她是“手持双枪，红妆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女匪首”、“森林之王”，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赵一曼。1935年11月15日，在珠河左撇子沟与前来讨伐的日军激战，战友们伤亡惨重，突围时，一曼左腕负伤，后与四名同志潜入小西北沟的窝棚中养伤，因汉奸告密，三天后被敌人包围，激战中她右腿中弹，昏倒在雪地上……殷红的鲜血滴在雪里，雪白血红，分外刺眼。 　　赵一曼身上，有一种南国女性的书卷气与北方军人相结合的冷峻气质，自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异样与超拔，敌人一下就看出自己确实捕获到了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县公署的大野泰治决计亲自审讯身受重伤的赵一曼。他用沾着粗盐的鞭把儿桶拧一曼腕上的伤口；剥光她的衣服悬吊在刑架上进行侮辱；竹签一根根砸进指甲缝内，又一根根拔出来，然后又换成烧红的铁签往进刺；灌辣椒水、汽油，等肚子鼓胀时再用杠子压住肚皮往出挤；用烧红的烙铁烙其乳房……几十种酷刑用遍之后，又从日本运来一套新式的电刑器具……从1935年11月下旬至1936年8月2日，直至将这个美丽的消瘦女子折磨得死去活来，完全变形。一曼一头乌发无力地垂在胸前，全身像被抽掉筋骨一样软绵绵地吊挂在刑架上，就这样，日本人最后也没能获得赵一曼的一句口供。 　　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施刑后，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嗣后，大野泰治交出了他一直保存着的一页纸，纸上是赵一曼受刑间隙写下的一首诗：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交出诗时，大野先是立正站起，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个军礼，接着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赵一曼回国后，陈邦达仍留在苏联，1942年从苏联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将政务院参事聘任书授予陈邦达。“文革”中，陈邦达被迫害致死。 　　生于宜昌的宁儿，已更名陈掖贤。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直到1956年，陈掖贤来到赵一曼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母亲在去刑场的囚车上写下的留给他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