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雀》的另一种解读.docVIP

对《孔雀》的另一种解读 　　上世纪初，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大力推崇电影这门新兴艺术，他认为电影通过片段、零散的镜头、画面的蒙太奇转换，能引起观众“惊颤”的心理效应。《孔雀》就是这样一部能引起我们“惊颤”体验的影片。 　　虽然作为张艺谋等人的御用摄影师，顾长卫在他的导演处女作中并没有炫技式地制造“视觉奇观”，反倒是以其自然、平实的长镜头运用备受好评，但他却以大量的细节写实不无残忍地聚拢、放大了我们残损、细碎的情感记忆和日常经验。这是一道“回望的目光”，它再次勾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怀旧情绪，让我们在影院里集体追忆和凭吊，那已然逝去的青春、激情与梦想。 　　 　　青春、成长、命运及其他 　　影片讲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城故事”，一个普通家庭三个“不太正常”的孩子的“成长故事”。一如导演自己所说：“我觉得很像一个青春成长的电影。这样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包括40年代、5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及今天，其实成长都有理想与现实的东西，欲望、性欲、青春期、生存问题、婚姻、生孩子、过日子这样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我觉得每个年代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确，影片的时代色彩并不浓重，表现得较为含蓄，只是那被洗得发黄的白球鞋、白衬衫配蓝裤子的“时尚”装束、流行的朝鲜族歌舞、不同时期的老电影，还能提醒人们那是一个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的“革命”年代。顾长卫似乎没有如与他一再合作的大陆第五代导演们那般浓烈的“历史情结”，那种为第三世界国家书写“民族寓言”的无意识冲动。他舍弃了“第五代”所擅长的“宏大叙事”，而向台湾导演侯孝贤靠拢，对个体经验的开掘和尊重使《孔雀》与候孝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名作《童年往事》遥相呼应。虽然，与候孝贤的极度冷静、冲淡的风格相区别的是，顾长卫依然呈现出大陆导演所钟爱的情节戏剧化倾向，并使这部影片终于成为一个意义超载的文本。 　　 　　哥哥患有轻度智障，或许也可以认为他的傻气不过是因为他拒绝长大。这使他在享受父母的偏爱的同时，又不断受到外人的凌辱，也为弟、妹所嫌恶――他们甚至合谋要用鼠药毒死哥哥。代替哥哥服下毒药的家鹅挣扎着抽搐着死去的长镜头，近乎完美地展示了生命的残忍与脆弱。人生的苍凉与温情被同时织进哥哥的故事，特别是他的爱情故事。他看上一名风骚的女工，求母亲代为出马，母亲明知无望却不忍拂逆哥哥的心意，她无比卑微地硬是塞钱请那女工来家里吃饭。而当一家人备好饭菜，满怀喜悦地等候时，女工却托人将钱送回。比哥哥的失望更令人感到酸楚的，是母亲的尴尬窘迫，那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孩子的痛苦到了母亲那里是要翻倍的，这无疑是位异常痛苦的母亲。哥哥后来娶了位瘸腿的乡下姑娘，婚姻上的“登对”原则才是“永恒”的生活常识。“胖子，你记着，啥人也靠不住，只有俺看得起你，你看得起俺。”妻子教哥哥如何掂量世道的轻重，如何在人情浇漓的世界挣扎求存，直指最最真实的生存本相。哥哥听懂了吗？他到底傻还是不傻？哥哥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当，他迅速完成了他的“成长”。 　　 　　弟弟生性敏感、脆弱，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成长过程中，来自成人世界的于身体和心灵之上的双重暴力侵犯。弟弟的故事触碰了我内心最不忍的那一部分，那种人性的扭曲，是我不愿多看的。弟弟在哥哥送伞来时拒不相认的表现，其实是青春期很多孩子都有的虚荣、卑怯。记得中学时父亲若来学校找我，我总是很害羞，大约因为父亲是个矮小的男人，穿着寒酸土气。青春期时独立的人格尚未建立起来，很容易从周围人群的态度中来辨认、评判自己。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期，谁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安然度过。当看到弟弟不是企图保护，而是把他人的暴力加倍还诸惹来麻烦的哥哥，当他将伞尖奋力朝哥哥身体扎下去时，我的心分明咯噔跳了一下；当看到父亲强夺弟弟偷画的女性裸体，当他愤怒而粗暴地大喊：“流氓！你给我滚！我们家出了流氓啊！”我仿佛听到了玻璃破碎的脆响。有一种悲哀让你流不出眼泪，有一种痛苦缓慢而沉默。 　　对于他人的沉沦我总是有一种宿命感和无力感。易卜生说过，“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而“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语）然而，羸弱的弟弟缺乏自我救赎的能力。多年以后他带着一个风尘女子和别人的孩子回家，他断了一根手指，这些年在外的漂泊闯荡，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脸上不时浮现的疲惫笑容，我们仍可感到他无以摆脱的创伤记忆。弟弟他未老先衰了，他的成长终于没有“完成”。 　　《孔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个灰色而隐忍的生命，如何义无返顾地奔向多舛的命运，终于被命运之手修理、摆布得游刃有余。一家人围做蜂窝煤的那一幕，隐喻无常命运的摧毁力量。半天的辛劳顷刻被一场骤然而至的暴雨化为乌有。看着一家五口无奈却不甘地默立，看着蜿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