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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作品正面人物形象塑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反腐题材文学、影视作品的有逐渐升温之势，然而，反复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的单一化、腐平化、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已日见明显，其原因大致有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二是图解政治的创作意图使反腐作品再一次次陷入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对正面人物特别是主要正面人物塑上“高、大、全”的泥潭，另一方面，因为反腐作品是否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人和事、政策和法规有着很强的对应性，这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使作家艺术家在反腐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的把握上陷入了一种复杂性和单一性的两难选择。 　　[关键词]反腐作品　正面人物　形象塑造 　　 　　近年来，随着反腐题材文学、影视作品的逐渐升温，人们对反腐作品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同时也对反腐作品的艺术创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有人针对反腐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质疑：那就是反腐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这一问题确实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重新审视、重新探讨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反腐作品以后能否有所创新有所超越，那就很值得人们的怀疑了。 　　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着作家艺术家在塑造反腐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的时候总是那样中规中矩、放不开手脚呢?阅读或观看一部又一部反腐作品，虽然故事情节各有千秋，但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特别是主要正面人物形象却总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看得多了，就会在读者或观众的心中形成一种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固定模式：“那些正面人物要么慷慨激昂地假，要么线性思维地迂，要么冷酷得让人心寒，要么宽容得让人窝火。” 　　我想，这一模式的形成是自有它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这一根源往远追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人治”的理想境界就是有明君和清官来治理天下，这样天下就太平了，政治就清明了。所以中国才会有那么多的清官戏，老百姓也总是对此乐此不疲，张口一个包青天，闭口一个海青天。今天，历史已推进天了二十一世纪，这种“人治”思想的产物――“青天意识”仍然一定程度地残留在我们一些作家艺术家的头脑中。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在塑造反腐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时，自然而然地就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呈现出一个又一个“青天”来。从李高成到刘重天，从丁南到黎剑再到明健，这一系列反腐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这种“青天”的烙印。许多作品的名字或作品中主人公的别号更是对这种“青天”戏的一种显而易见地复制或演绎：如《苍天在上》，如《黑脸》，如丁黑脸(丁南的别号)。 　　当然，对反腐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艺术家除了受这种传统的“青天”思想的影响外，他们同时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现实的无奈。事实严酷地证明，在中国，法律仍然不够健全，即使法律健全了，在执法的过程中仍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在许多情况下，反腐工作的最大障碍往往并不是案件能不能查清，而是在查清了案件后能不能一查到底，把所有的腐败分子一网打尽。这一问题就已经超出了法治的范畴，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它考验的已不仅仅是正面人物的法治意识和工作能力了，这更是对他作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考验。同时，它也是衡量这一人物是清官还是昏官的关键所在。是昏官，他就随波逐流他就混淆是非他就指鹿为马；是清官，他就铁面无私他就忠诚卫国他就刚直不阿。在这样的思想雨露和现实土壤的双重培植下，就不可避免地在反腐作品中滋生出了一个又一个“青天”形象来。 　　其次，图解政治的创作意图使反腐作品再一次陷入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对正面人物特别是主要正面人物塑造上“高、大、全”的泥淖。众所周知，反腐作品是伴随着政治上的反腐斗争运用而生的。由此观之，反腐作品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这一类题材作品的时候，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试图向政治靠拢，以期达到一种图解政治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说，反腐作品就成了配合反腐斗争这一政治运动的政治宣传品。艺术一旦涂上了政治的色彩，政治的成份就会凌驾上艺术的成份之上。这就决定了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也就合理合法地成了现实生活中政治人物的代言人。而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严肃性以及人们心中所追求的政治生活的崇高性和正义性也不容质疑地要求在这一反腐斗争中涌现出一批铁面无私、刚直不阿、舍生取义、除暴安良的英雄。这样的现实环境就为反腐作品中的正面人的形象先入为主地设立了一个政治标准。这一政治标准的设立便将反腐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规定成了某种政治意图或社会理念的符号――“他们精神上正直完美，行动上接受崇高理念的召唤，他们没有为自身的道义担当和行为举止上留下任何怀疑、争议和辩解的空间……” 　　另一方面，因为反腐作品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人和事、政策和法规有着很强的对应性。这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使作家艺术家在反腐作品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