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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生成中国戏曲新的市场经济性能 　　中国戏曲具有多性能的特征。它主要具备文化艺术的性能，但同时也曾具备宫廷达官的声色之娱性能，宗教祭祀的酬神娱人性能，寓教于乐的高台教化性能，卖艺谋生的市场商品性能等。这些性能在不同阶段，有时产生矛盾，有时看似独立，有时又兼容互补，体现为特定的存在状态。 　　单论中国戏曲的商品性能，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经营、管理模式，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戏曲艺术开始是以单个艺人献演，逐渐出现了民间班社；历代封建统治者征集艺人进宫献艺，各自设立相应机构，汉为“乐府”，唐为“梨园”，宋、明有“教坊”，清代有“南府”（后改为“升平署”）。介于民间与宫廷之间，还有一种王府、官僚、巨商蓄养的家乐戏班，既炫耀威势，又着意声色，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主人所享用，兼受驱使。其性质与冲州撞府，浪迹江湖的民间班社有本质的差异。 　　民间戏曲班社可以说是中国戏曲以往最主要的、大量存在的生存方式，贴近民众，连绵不绝，具有新鲜气息与特殊的活力。在比较原始的走村转乡，四处献艺的基础上，为了交流技艺、争取观众，宋代以后在一些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城市开始产生了勾栏、瓦舍，形成了固定的、较为完备的舞台演出市场。宋时的东京汴梁有几十座勾栏，“不以风雨寒暑，看棚诸人，日日如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较为频繁的商贸活动，奠定了民间职业班社的经济基础，艺术上的发展与交流，使戏曲向更广泛的地域流布繁衍，比较大型的戏曲剧种由此找到了商业化的契机。 　　民间职业班社大小兼备，组织灵活，聚散自由，自生自灭。宋时的“路歧”班普遍只有五六人，到了清代，最大的可以达到近百人的规模，但也仍然存在有大量不足十人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戏班。其兴衰存亡与人员多寡完全取决于演出市场的兴旺与否。观众的趋之若鹜与门可罗雀是市场对戏曲演出成败的最为直接的检验，当时的竞争极为激烈。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戏曲艺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构成交换过程时的最初状态。 　　清末民初，受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戏曲艺术加快了社会化、商业化进程。宫廷演出、王府富商的家班演出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脱离了桎梏，进入社会自主献艺，加强了民间职业班社的力量。此时组班方式除家属班、名伶师徒班外，又新增了资本投资者为获取利润而进行商业运营演出的新模式，使戏曲市场呈现出新的态势。经营者的目光与手段适应纯商业运作的需要，注重票房价值，追求演出场次，主动出击进行竞争，讲究效率，崇尚新奇，这些都不是纯民间职业班社时期可以比拟的。经营管理更加严格，分工极细，职责分明，等级森严，赏罚有加。其中的经励科具有如今演出经纪人的某些性质，受投资者的委托，在演出安排、人事安排、经济分配上有极大的权力。组班方式虽然各剧团不一，但在顺应商业市场的趋向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此一阶段，设施比较先进，演出效果较为理想的新式专业剧场亦有长足发展，有条件制造新的戏剧氛围，按新奇完善的口号招揽观众，座位票价与等次严格，为戏曲的商业运作提供了物质保证，使营业性演出剧团体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以多种多样的社会形式办戏曲剧团，出现了名角组班、剧场班底、场团合一、共和班、姐妹班等组班方式。实施戏曲艺术的社会化管理，强化商业机制始于清末，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则更为显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政治与社会极不稳定，虽然实施了多样化的市场组织管理模式，但问题仍然不少。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戏霸施虐，班主盘剥，师徒制、养女制弊端压抑了艺人的创造力；唯利是图，收入高下悬殊，大多数人生活困顿；投合某种不良欣赏需要，低级庸俗，凶杀腐朽的内容与形式时有出现，粉戏、凶杀戏、僵尸戏等有时会沉渣泛起，形成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此前实施商业运作的戏曲演艺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改戏、改人、改制”带来了新面貌。“改戏”对文学形象和舞台形象进行适当的修正；“改人”提高了艺人的觉悟与修养，提高了其积极性；“改制”主要是体制的改革，涉及剧团体制、艺术体制和管理体制，废除了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的旧师徒制、养女制、“经励科”制等旧生产关系残余，建立了新型的剧团体制。国营剧团、民办公助剧团等的诞生，标志着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的体制开始确立。戏曲的民主改革，消除了旧戏班的封建制度，废除了旧班规、班法，不合理的分配办法也宣告破产。广大艺人不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积极性空前高涨。 　　最初组建新型的戏曲剧团的改革指导思想体现在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要分出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方式，建立示范性的剧团、剧场，并提出了企业化的原则。国家强调对各类戏曲剧团的领导与管理，“各地剧团应一律由文化主管部门统一领导”（1953年1月29日《关于整顿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