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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生产环境中的外部制衡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生产除了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外，还受三种主要外部因素的制衡：国家政治的引导和制约，文艺思潮的渗透和冲击，文化市场的变化和调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曾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电视连续剧，其生成和再生产所处的三个历史阶段，外部制衡作用此消彼长，都有失控现象。透视这种失控现象的深层原因，为外部制衡诸要素作用发挥的“度”恰切定位，对文艺生产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林海雪原》　国家政治 文艺思潮 文化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与各种文艺作品的繁荣，共同形成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国家文艺生产主管部门、文艺评论界、社会公众以及一些电视剧编导、原创作者及其家属，利用文件、期刊、网络媒体等形式纷纷参与评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形成文艺界多年未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但以广电总局2004年4月《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下发为界限，后续的红色经典改编结果与多方的期待仍未拉近多大距离。 　　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主要取决于文艺家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主观因素之外。外部社会的多种因素也会影响、制约甚至决定文艺作品的命运。影响文艺生产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种：国家政策对于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干预和控制，文艺思潮对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段的渗透和冲击，市场接受和反馈对作品内涵和形式的调节。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出版后很快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三种传播形式并存，使《林海雪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文革初期，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又改编成同名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由于“二虎相争”的特殊背景，《智》剧大出风头。新时期，小说原著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播出后引发的评论之广泛、反响之强烈，在所有红色经典改编的剧目中，可谓“独领风骚”。 　　本文以影响文艺生产的三个外部因素为经，以当代文艺史的三个历史阶段为纬，以《林海雪原》在不同阶段的三种文艺形式为例。从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代表性变化，综合考察红色经典从生成到再生产语境中外因的地位、消长情况和影响结果。以期探寻外部因素对文艺生产施加影响的尺度与文艺生产良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一、政治主导的十七年文艺 　　 　　十七年的文艺生产，政治的主导地位贯穿始终。文艺观念顺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化市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红色经典是建国初期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政治上，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面临国内外多种敌对势力颠覆的危险，要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上。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建立并推行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意志，作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经济上，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局面，需要文艺用高昂的旋律来鼓舞民众。激励他们战胜困难的斗志。因此，在国家政治的引导和控制下，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创作，题材基本上限定于描写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历史和建国以后的建设事业。其共性的核心精神是战胜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小说《林海雪原》取材于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剿匪的历史，是红色经典中革命战争题材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亲自经历那段战斗过程，文中的杨子荣等都实有其人。从生活真实到艺术塑造的过程可以看出，作者从参加的“七十二仗”战斗中，概括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四仗，分别是用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计策消灭了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从史实到小说，小分队与当地军民共同完成的剿匪任务，变成小分队消灭了人数上数十倍的匪徒：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杨子荣，成了身经百战没有留下伤疤的传奇式英雄；加进一个与少剑波产生纯洁爱情的小白鸽。座山雕则是一个残暴到连“被共军抓住过的人”都不放过的匪首。这种艺术的升华使作品在立足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奇异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了大量读者。还引发戏剧和电影改编。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都以消灭座山雕一仗为蓝本。 　　建国后是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发展历程。在国家政治控制下，文艺创作按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进。颂扬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雄人物的红色主旋律，使文艺负载更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带有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灰色作品必然受到批判和压制。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家政治稳定、思想统一、经济发展根本利益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在饱受长达百年的外辱内乱后的选择。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封闭，国际上的文艺思潮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