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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是如何惩治官吏腐败的 按语：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道德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 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 一、“三风十愆”罪 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针对官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法律。“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狩猎)，侮圣言(蔑视圣人教诲），逆忠直(拒绝忠直的规劝)，远耆德(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比顽童(亲近奸佞小人)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郡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处罚是较重的，“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严格按规定约束自己，就要在脸上刺上印记。以后，“三风十愆”罪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致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对太子尚且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那些惯于游山玩水，精于吃喝乐舞，沉溺于酒绿灯红的官吏，势必难以像如今某些官员那样潇洒自在。 二、职务连坐 为商鞅变法时首先实行，汉武帝时归入特制的“见知故纵之法”。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l 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明制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清朝贪官受惩，连坐属员。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就行不通。 三、保任连坐 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任命者负有连坐责任。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实行。《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记载，宋朝防止官员贪赃枉法有两种办法，一是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犯有贪赃罪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除名的规定。二是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此类法律给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红灯”，促使推荐和任命官吏者尽可能对被举荐者的人品、才学、德行、能力进行全面的了解，有利于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官吏的素质。 四、犯令、废令罪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写道：“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和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此法《秦律》首先实行，以后唐、明等朝均设其罪。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国古代是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的罪行。 五、谎报、虚报政绩罪 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报均属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诈伪》篇，《明律》归入“奸党罪”，清代则入《大清律》，虚报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明令禁止的，触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六、禁锢 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早在《左传》中就有禁锢的记载，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东汉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即贪官之贪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有时被禁锢的人，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 七、请托说情罪 《唐律?职制》“有所请求条”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为法所禁止。“监临势要”(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监临主司”(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大清律例》对说事受钱者，则“计赃从重论”。这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风均起到遏制作用。 八、奸党罪 这个罪名为朱元璋首创，载于《大明律》。有人说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但从其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