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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飞出红飘带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国际进步电影艺术家为了能够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闻纪录影片，纷纷来到中国，而他们当中首先来到中国的则是卓越的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著名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JorisIvens）。他说过，他来中国拍片是“为了真理”，为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为了“使世界公敌的狰狞残暴面目和为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能尽情地展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文思和几位美国进步朋友露薏丝?蕾娜、李琳?海尔曼、汉门?希姆林等合作，临时组织了“当代历史家”（ContemporaryHistorians）影片公司，并决定用影片上映所得盈利，购买药品赠送给中国人民。1938年1月，伊文思同他的两位助手荷兰人约翰?弗尔汉和匈牙利人罗培?卡巴带了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摩摄影机和两千英尺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经香港、广州，来到汉口。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伊文思一行在汉口滞留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派人监视他，不允许他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接触。在伊文思力争下，才获得前往台儿庄前线拍摄机会。在台儿庄前线，伊文思和他的助手，冒着炮火，抢拍了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宝贵镜头。原计划顺势去延安，但在国民党政府的又一次严重阻挠下，未能成行。为了弥补未能前往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八路军对敌作战等情景的遗憾，伊文思巧妙地避开监视，拍摄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工作和生活的镜头。直到武汉告急时，伊文思一行才离开汉口。伊文思回到美国后，根据在中国拍摄的素材，编辑完成了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一名《1938年的中国》）。 　　《四万万人民》曾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放映，很受欢迎。伊文思把这部影片的营业收入用来购买药品，热情地送给中国抗战军民。由于影片介绍了八路军和八路军办事处，有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镜头，因而国民党政府禁止这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影片在中国大后方上映。 　　伊文思在汉口期间，通过周恩来的介绍，会见了中国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当得知袁应周恩来之邀到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拍摄大型纪录片，他非常兴奋，便决定将随身携带的一架美国制造的“Eyemo”埃摩手提摄影机和2000多米胶片一起送给中国电影工作者，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据吴印咸回忆，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注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考虑到吴印咸初到武汉，不为众人所识，便决定派吴印咸与伊文思交接摄影机。在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僻静的马路边，这时，伊文思从另一辆汽车上走出来，郑重地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吴印咸，嘴里还不停地低声念叨着“延安，延安，延安！”。由于当时环境的险恶，二人无法交谈，吴印咸用力地握了握伊文思的手，表示对这位国际友人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夜幕中，两人匆匆分手，却没有看清对方的容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再次相见时，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才得以仔细端详对方。 　　袁牧之、吴印咸携摄影机及胶片回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由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组成“延安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任团长。电影团首先成立了摄影队，着手影片的摄制，1938年10月1日，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中部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人民电影创作的最新一页。1945年拍摄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盛况。影片拍摄了会场全景，摄取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主席团的全景和近景，以及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开会和毛泽东致开幕词的情况。影片还以较长的篇幅，记录了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情况和周恩来等的发言，这些画面至今看来依然十分清晰，这些印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活动及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纪录影片，似红飘带般的不断飘向各解放区，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与鼓动作用。为后代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料，为发展我国的革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国电影工作者，非常爱惜这架来之不易的摄影机。1939年初，吴印咸和徐肖冰刚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突然空袭开始，一颗炸弹在距他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震塌了房角，吴印咸扑到机器上，用身体挡住了瓦砾和砂石，起来后将机器的零件收拢，发现主机无损，只丢失了一颗小螺丝。由于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细心呵护，这架摄影机至今完好，它将作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物与用它拍摄的珍贵历史镜头一起被永久保存，世代相传。 　　责任编辑：唐培东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