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美国兄弟.docVIP

李鸿章的美国兄弟 格兰特陵园地势很高，能够清晰地俯瞰纽约的哈德逊河。虽然它不如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有名，但坐落在河边公园内，郁郁葱葱的，另有一番情怀。 与林肯纪念堂相仿，格兰特陵园也是希腊神庙风格，庄严而神圣，丝毫不亚于临近的一座更为巍峨雄伟的教堂。 但是，这里显然是落败了，一把十分简陋的铜锁锁着大门。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纸，显示开放时间是间断的，开一小时再关一小时，如此循环。这或许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为怪异的开放时间安排。 二月的纽约，即便中午还接近0℃。在寒风中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见两个懒洋洋的公园管理员来开门，而加上我在内，总共只有4名游客。很难想象，如此萧瑟的这座陵园，其主人出葬时（1885年）居然有6万多人扶灵送别，队伍绵延7英里，围观人群更是超过百万。这其中，就有来自大清国的公使杨儒。 格兰特出葬后，一直被安置在这里的一座临时墓地内。因为，对于浩大的陵园工程，政府没有拨款，只能依靠民间捐助。足足等了12年后（1897年），这位总统的灵柩才入“院”为安。 当年（1896年8月30日），李鸿章前来凭吊时，这座陵园还没完工。而李鸿章的到来，成为这里自格兰特葬礼后最为隆重热闹的一天，围观者超过8万人。 在美国陆军第十三师仪仗队的护卫下，李鸿章向格兰特灵柩献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内战英雄 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 李鸿章与格兰特相识，是在1879年5月24日。 刚刚卸任的格兰特，开始了全球旅行，来到了大清国。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 根据格兰特本人及随从们的出访日记，李鸿章在主持欢迎宴会时，高度赞赏格兰特是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物：“战阵中的第一人，缔造和平的第一人，赢得民心的第一人”。 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兰特比李鸿章年长一岁，两人都是由军功起家，进入政界，成为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指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还笑谓美国人：“我姓李，格兰特将军的对手也姓李（指Robert Lee，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将领）。” 格兰特能够跻身美国“民主”（清代对“总统”的称谓，与“君主”对应），的确与他卓越的军功密不可分。 南北战争爆发时（1861年），格兰特在伊利诺伊州乔戴维斯县加利纳协助招募并训练北方军队。这与李鸿章8年前（1853年）在家乡协助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筹备团练，极为相似。不同的是，格兰特是一位职业军人，不仅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而且参加过美墨战争。在退役之后的几年中，不善经营亦不善钻营的格兰特，生活相当艰难，南北战争其实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内战中，格兰特率军征战于西部战场，军功卓著，从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最终彻底击败南军。北方能够在内战中节节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坚定地推行废奴的过程中，大胆地动员黑人武装力量，这令他们在占据“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的时候，获得了庞大的有生力量。这一点，与清帝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胆而坚定地依靠汉族精英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格兰特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内战中的李鸿章只是执行者，而内战中的格兰特则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决策者之一。 宽容与清算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 在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的仪式上，格兰特给予了对手相当的尊重和优待。甚至，在投降协议中，格兰特也特别准许所有南军军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枪和佩剑，士兵们则可以保留自己的战马。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生前所签发的大赦令的基础上，再度强调了对所有南军参战者的赦免。 一场阵亡人数超过50万的血腥内战之后，胜利的一方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除了虐杀俘虏和平民的人受到法律追究外，没有任何一人基于政治的理由被当做战犯，所有的战俘都被无条件释放。在格兰特等人的说服下，美国国会也接受南方那些敌对的议员们重回议席，昔日的敌人共聚一堂参政议政。 当我在首都华盛顿边上的历史名城AlEXandria，观看“总统日”的阅兵典礼时，就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名为“邦联老兵之子”的组织，穿戴着南军的制服，扛着邦联国旗和南军军旗，也参与了游行，并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呼。很多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认为战后的大赦和胜利者的宽容精神，令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和解，迅速开始战后重建。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