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2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doc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23 巴蜀文化及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新趋势 ——近年相关学术研讨会反映的信息 段渝〔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20世纪40年代初，学术界正式提出“巴蜀文化”命题〔1〕，至今70余年来，巴蜀文化研究已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最近30年来，随着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2〕。进入新世纪，随着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巴蜀文化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并且进一步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相联系〔3〕。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三星堆文明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意义，三星堆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应该放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来看，对照古埃及年表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阶段性成果，以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繁盛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与晚期的商文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几乎同时。三星堆的发现应当与尼尼微、特洛伊的发现相媲美。西南丝绸之路是欧亚学研究的一部分，以前，学术界不是讲“欧洲中心论”，就是讲“中国中心论”，从来没有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实，无论是对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都应该放入一个整体的欧亚大陆来研究 〔4〕。将巴蜀文化放在中国文明以至欧亚古代文明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研究，正是本世纪以来巴蜀文化研究的着力点之所在。分析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与影响，阐明巴蜀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演进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在欧亚古代文明繁荣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不但可以对巴蜀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发掘和理解，而且有助于从崭新的角度推进中国文明和欧亚古代文明的研究。树立新思路，设置新项目，研究新课题，达到新高度，不仅使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成为巴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而且在若干方面获得了新成果，取得了新进展。一、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巴蜀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古蜀王国的社会形态、文化面貌、经济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先秦史学界和巴蜀文化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末，学术界在多达10余个方面对巴蜀文化开展了长期探索，取得了大量成果〔5〕。新世纪以来，有关科研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多数新成果通过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发布问世。2006年，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这是学术界首次举办的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直接联系研讨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湘潭大学、黑龙江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湛江师范学院、西南科技大学、三峡大学、韶关学院、皖西学院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上海曼吉人文研究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广安市文体局、德阳市文联、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等35个科研单位的近8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参会论文集中研究了巴文化、蜀文化、巴蜀文化、中国文明起源等方面的问题〔6〕，不但在传统研究领域取得若干新进展，而且提出了新课题，取得了新突破。1、巴文化李学勤教授在《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中，以考古新发现和文献考据为依托，创造性提出湖北包山楚简中“郙”即巴国说，“郙王”即巴王，破译了相关楚简包含的历史信息。段渝教授的《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通过对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的相互考证，归纳了历史上对“巴”、“巴人”的各种解说，综合地提出巴的含义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巴人是众多族群组成的亚民族集团，而巴文化是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文化。巴地、巴国、巴人、巴文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概念。其他一些论文则从夏启祭台遗址的蛇图腾探寻巴文化的源流，或从美术领域对巴人的审美观进行了剖析，这都是从前的研究所未予关注的课题。2、蜀文化沈长云教授的《从酋邦理论谈到古蜀国家的建立》讨论了酋邦理论问题，分析了酋邦理论在中国流变及其对古蜀地区的适用性，通过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对比，论证古蜀地区同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