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docVIP

正是因为财富权力去向关乎国家稳定，所以，自古以来，都有很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解答。 　正是因为财富权力去向关乎国家稳定，所以，自古以来，都有很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解答。 　　在先秦古籍《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认为，财富掌握在人民手中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 　　而主张“兼爱”的墨家却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认为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 　　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人们追求财富的，认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过俭朴的生活。道家认为，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就算是富足，所谓“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普遍贫困而言的。 　　即使有国家主义嫌疑的法家早期对此也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富国与富民兼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至商鞅，虽有“令贫者富”(《商君书·去强》)之说，但富民并非其目的。及至韩非，才真正提出“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也就是从理论上认为应该君富民。他认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认为民太富，不利于统治。因此主张“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法家长期以来不足以成为基本统治思想的原因。 　　在国外，也有究竟是财富权力究竟是归统治者还是归人民的不同认识和做法。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国债方面。 　　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