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柳宗元的天人哲学与历史观.ppt

第七章 刘禹锡、柳宗元的 天人哲学与历史观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哲学家。他们的论著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在哲学上，柳宗元与刘禹锡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天人关系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之地位。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已经相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思索。刘禹锡、柳宗元，主要继承荀子一派的思想，并且有所发展。刘、柳二人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所以本章将二人的生平与思想放在一起考察。 一、刘禹锡、柳宗元的天人哲学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刘禹锡进士及第，又登博学宏辞科。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河东人。进士及第、应举宏辞科。 1、问题的起因 刘禹锡、柳宗元二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引发于韩愈的一番议论。柳宗元撰《天说》，对韩氏的观点有所展示。他的基本看法是： 子诚有激而为是邪！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 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且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痛痔、草木耶？（《天说》） 2、天人不相预 若深入一步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持“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不过，刘禹锡对上述韩愈与柳宗元的观点均不甚满意，他评论说：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 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则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天论上》） 3、天人交相胜 刘禹锡认为“天人交相胜”，同时又认为在自然领域与人文、社会领域，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律。他说：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同上） 3、“天人交相胜”的三种状态 刘禹锡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种是“法大行”。他说：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钟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同上） 第二种是“法小弛”。刘禹锡指出： 法小驰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同上） 第三是“法大弛”，刘禹锡指出： 法大驰，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同上） 4、天人关系问题的实践意义 天人分际表示不同的实践方式和情境。刘禹锡举例说： 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 求荫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天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然；苟道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同上） 5、“数”与“势” 刘禹锡又提到“数”与“势”两个概念，以进一步证成他的天人之说： 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执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